你的河道在何处转弯？——读北岛《青灯》
很早就知道北岛的《青灯》在热卖了，但我这人上当的次数多了，于畅销书反而有了种提防，想过两三个月再瞧瞧。上周末陪朋友去五道口的光合作用书屋，他找他的外文书籍，我则坐在文学架下，信手翻起了北岛的《青灯》（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2008年4月第2次印刷，32开，148页，16元）。
开头文章《听风楼记——怀念冯亦代伯伯》是篇人物侧记，娓娓道来中显露出文学的美感与作者的感情，比我最近翻的那些口述史和访问录好看多了。因了这样的想法，我回家后马上订购了一本《青灯》。今天刚收到书，下班回到家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把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一口气读完了。
听说高/行/健近来的诗歌创作愈发少了，而乡愁的比重越来越大了。作为“在逃犯”（北岛自嘲语），北岛的文字里也不免有着这样的痕迹。他写海边的乡愁，写诗人的流浪，以及站在异国城乡中央的那种怅然若失，“方教授问我想去哪儿看看，我顺口说市中心。其实市中心在哪儿都一样，高楼大厦而已。沿着主干道，刷，他开车三分钟穿过去，调转头，又三分钟穿回来。我只记得市中心尽头准许调头的标志。”（页126）诗人的茫然感于此体现。
一方面，他自嘲这点感情是不值钱的，一如那些街头艺人，“区别在于他们卖的是技艺，我卖的是乡愁，而这个世界上乡愁是一文不值的”（页112），但另一方面，他又引用美国诗人盖瑞•施耐德的话，似乎想在为自己寻找一个更好的安慰，“大多数人都不了解自己所生活的土地，只是占领那里而已。”（页124）
当然，说《青灯》一书是散文化的《乡愁》，显然有失偏颇。这些回忆性的文字虽然也有着某种哀恸与惆怅，但并不怎么让人忧愁。相反，有些文字甚至是叫人欢快的，比如《我的日本朋友》、《芥末》、《话说周氏兄弟》，以及悼念诗人蔡其矫的《远行》。其中蔡其矫给我的印象尤其深刻。这个人的骨头很硬，在文革期间不仅不“认罪”，还公然贴大字报和造反派辩论，在批斗会上被打得头破血流了也不下跪，甚至连血也不擦一擦。他的爱情观跟处世方式一样惊世骇俗，“为了一次快乐的亲吻/不惜粉碎我自己”（页69），后来终于因为所谓的破坏军婚罪被开除党籍，并入狱近两年。艾青问他，为女人坐牢，后不后悔？蔡其矫说，“无悔，这里有代价，但也得教益。这个教益就是当面对一个爱你的女人时，你要勇敢。”（页70）艾青说，蔡其矫，你是真正的男人……可就是这么一个人高马大、铁骨铮铮的汉子，却跟北岛、舒婷这些小辈们玩得很疯，并成为了《今天》诗刊郊游活动的积极倡导者，又是摄影，又是跳舞的，忙得不亦乐乎。后来，他得知舒婷在去兰州参加诗会的路上被窃，赶去救援，并意犹未尽地直奔兰州找朋友，胡吃海喝，狂拍美女，俨然一个老顽童。
魏邦良在《“你专会搞这一套”——对〈非常道〉的非常阅读》一文中曾道：“从熊希龄的‘好汉不减当年勇’，到杨振宁的‘最美不过夕阳红’，一方面让人生出‘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之叹；另一方面，也让我们感慨：随着国人物质生活水平的蒸蒸日上，其幽默感却呈江河日下之趋势。想当年，王小波健在时，曾不遗余力鼓吹‘有趣论’，一时间，不少年轻人张口闭口都是有趣，俨然把有趣当作了生活的重要目标，当然，其中大多数人是朝着‘把肉麻当有趣’的歧途飞奔而去的。现在，斯人已逝，有趣也没了。”（收入《隐痛与暗疾：现代文人的另一种解读》一书，广西师大2006年5月版）北岛的这些文字恰好为今日无趣的文坛增加了一点生气。我也相信，真正的幽默是骨子里的，而不是简单的文字游戏，它是生命积淀到一定程度后的洒脱与睿智。北岛的这几篇文章正好给了我这种感觉。
尽管他已不复当年高喊着“我不相信”的激情，但诗人的浪漫犹存，或者说，如今的他更像一个流浪歌手，迹漂天涯，四海为家，带着我们见识了一个又一个诗歌的国度——在以诗作为民族文化的地方，你能体会到什么才是诗歌的王国。从智利到尼加拉瓜，从旧金山到柏林，从凤凰城到香港中文大学，只要有诗歌的地方，似乎就会有北岛的身影存在。稀奇古怪的诗人名字，应接不暇的文学活动，让这个“在逃犯”找到了生活的维度。而在他对一些友人的述评中，我们隐约可以看到北岛自己的探索与追求。谈到熊秉明先生时，他说：“所谓通才，不仅指在学问上博大精深，更重要的是对历史对人生的彻悟和关怀。”（页39）谈到柏林时，他认为自己“更喜欢当年的特殊氛围——末日感，那是人类处境的一种真实隐喻”（页112），而智利诗人萨吉欧的一句话，似乎也可以作为他的自况：“为了经济和安全的原因，我不断更换地方寻找栖身之处。但对自己的土地和传统的记忆，超越了我的贱民处境。”（页92）
这个与北京政权同年纪的人似乎并不服老，一如他对蔡其矫所做出的评判：“年龄于他，似乎只是追逐青春的距离参数，与死亡无关。”（页77）尽管他不再做出一副决绝的样子，声称“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但他的心并未死去。他对这个“冷漠而高效管理的时代”（页41）表现出了一脸的不屑，嘲讽附庸风雅的富豪宴请诗人不过“是对金钱这古老权力的祭奉仪式”（页118）。而在《智利笔记》一文里，他哀叹智利在军事独裁统治的十七年里，二十万人被迫流亡国外，“那意味着智利一代精尽被耗尽”（页91），以及反思革命本身，“革命与诗歌共享幻想与激情，但革命一旦转换成权力，往往就会成为自身的敌人”（页107）。北岛似乎想借智利的军事政变来表达什么，又通过拉美首位女总统巴切莱特来寄托什么——当然，这只是我的感觉而已，好在大多书评原本也只是读者的判断。“一粒被风暴卷走的种子，漂洋过海，又奇迹般回到自己的土地，长大成林”（页93），这是智利的种子，可是中国的呢？北岛没有给出答案，也没提出希望。
最后不得不提一下本书名字的由来。在魏斐德教授的退休纪念会上，北岛写给教授一首名为《青灯》的诗，其中有一句是“故国残月/沉入深潭中/重如那些石头/你把词语垒进历史/让河道转弯”。这种情形跟《话说周氏兄弟》里的山作和大荒相类，永远与命运抗争着，最终走出了画框和命运的双重限制，功成名就，转济他人。他们的努力让自己生命的河道在关键处拐了一个弯。北岛的命运也是如此，在关键的时候做出了最重要的抉择。这让我想起了自己，身陷忙碌与喧嚣之中，一度迷失了理想的方向。此时我在想，如果我不能保持一种学习的状况，每天进步，时刻为跳出这个圈子而准备着，那我跟那些永远走不出大山的孩子又有多大的差别呢？
北岛认为身居闹市的香港作家更热爱孤独，“也许是他们对商业化压力和文学本质有着更深刻的体验”，“依我看，非得把作家放在香港这样的地方才能测其真伪：只有那些甘于寂寞清贫而不屈不挠才是真的，真的爱这行。”（页121）我想读者也是一样的，只有在喧嚣之中，还能寻找一方安静的角落来看书的，才是真的爱书之人。于我而言，在读书与命运之间，脑中始终萦绕着这么一个问题：你呢，你的生命之河将在何处转弯？
戊子年七月十八夜初稿，十九夜二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