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景智：《律师文摘》与药及酒之关系——《律师文摘》创刊五周年系列纪念文章之十七
《律师文摘》创刊五周年系列纪念文章之十七《律师文摘》与药及酒之关系
王景智
《律师文摘》与我，五十岁比五岁（50︰5）。作为哺育她成长的一位年岁最大的编辑，当她五岁生日之际，回顾她成长过程中的坎坎坷坷，苦辣酸甜一齐涌上心头，竟然不知道说些什么好。为了不致离题万里，我只谈她跟药跟酒的关系。
中医是中国的国粹之一。中医之中药分单方和复方两种。单方是由一种药物构成的，其药效甚微。复方则是由多种药物组成的。这种药方因有多种药物配合，君、臣、佐、使各负其责，各自发挥作用，形成综合效力，往往治本又治标，药到病除。特别是旧病沉疴，如能对症下药，其疗效异常显著。
目前的中国，旧症之上又添新症，且都属疑难病症，已经到了靠单方无法治愈的地步。所以，《律师文摘》使用猛药，将性质相同的文章编辑在一起，以收“复方”之效，补敝起废，生死肉骨。这里仅举一例。2004年第一辑，针对中国的宪政难题，我们集中编发了一组讨论宪政的文章。这组文章包括：在“热点话题”栏目，我们刊发了《南方周末》对徐显明、贺卫方、季卫东、王人博等人的访谈《宪政之路：从尊重宪法开始》和王锋博士《徐显明：宪法修正案的人权解读》；在“返回现场”栏目，我们刊发了付阳（即傅国涌）《七十年前的宪法讨论》；在“随笔”栏目，我们刊发了胡适《制宪不如守法》，吴经熊《宪法中人民之权利及义务》，贺卫方《镂之金石的宪法》，王人博《苏格拉底的选择与宪政难题》。这组文章构成两个层面。第一，《七十年前的宪法讨论》整体反映了民国时期我国法律界对宪政的认识，然后又通过胡适、吴经熊的文章让我们看到两位学术大师对宪政具体而微的分析。既有面，又有点，既全面，又具体。第二，《宪政之路：从尊重宪法开始》，《南方周末》对徐显明、季卫东等九位教授、学者的访谈，较全面地反映了当代学术界对宪政的认识，然后又通过贺卫方、王人博的文章让我们看到当今法学界两位新星对宪政的诠释。如此一来，星散的有关宪政问题的文章便聚拢到一起，恰似麻绺拧成绳，五指攥成拳，对中国顽固的“人治”形成“重拳出击”。试问，在当今的舆论环境之下，有哪个刊物能做到这一点？这就是《律师文摘》“复方”的作用。这一特点是别的刊物所不具备的。
白酒是一种特殊的饮料。少饮则补，多饮则醉；少饮舒筋活血，补气壮阳，多饮则头晕目眩，麻木不仁。多年来，文摘同仁一般不饮酒，若饮就饮两种酒，一为“壮阳酒”，一为“麻醉酒”。所谓“壮阳酒”，就是适可而止，壮阳补气之酒。所谓“麻醉酒”，就是借酒浇愁，一醉方休的酒。
文摘编辑部同仁自知积淀不厚，底气不足，经常向专家、学者请教，争取他们的支持。这些专家、学者有时会屈尊枉驾编辑部，这时编辑部会请他们小酌，虚心聆听他们的教诲。正所谓“酒逢知己千杯少”，大家开怀畅饮，各抒高见。这时，酒气加“士气”，令我们胆为之壮，气为之豪。最难忘的是2004年底和2005年底的两次座谈会之后的酒会，更令我们豪情备增，阳气十足。然而，文摘同仁饮得最多的还是“麻醉酒”。
俗话说，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文摘的不如意事更多些。编辑部同仁尽管人人都一身正气，但应付起现实来都派不上用场，正所谓“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我们缺乏应付环境的方法和手段，难免到处碰壁。五年来，文摘三次搬迁，三次换出版社，足见其处境之艰难。而每次遇到大的困难，如出版社中止合作，编好的稿子被毙掉，自办发行遇到障碍等，编辑部同仁都会走进酒铺，一杯接一杯地喝便宜的北京二锅头，往往喝得麻木不仁，找不到回家的路径。
正如老前辈王工先生所言，《律师文摘》是“最具成长性媒体”，要成长，就要吸收新知，就要不断地接受同行、专家的指导，因此，我们预见，我们还会不断地喝“壮阳酒”。
当前，我们在这个“英雄气短”的特殊的环境里办刊，必定还要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因此，我们预知，还会经常地饮“麻醉酒”，不断地用“北京二锅头”中的乙醇麻痹我们的神经。
遥想九十年前，名为共和总统，实为独夫民贼的袁世凯蓄意称帝，对天下舆论大加“围剿”，但《大公报》等报刊仍对袁“冷嘲热讽”。这年双十节，《四川群报》主编樊孔周在门口张贴了一幅对联：
庆祝在戒严期间，半是欢欣，半是恐惧；
言论非自由时代，一面下笔，一面留神。
虽然斗转星移九十载，但彼情彼景与此时此刻竟然重合。在纪念《律师文摘》五周年的时刻，作为21世纪的公民，我仍然“半是欢欣半是恐惧”；就在写作此文时，我也仍然“一面下笔，一面留神”，恐怕哪个词用得不当。因此，我只好谨记“少说为佳”的古训，但求苍天保佑，《律师文摘》越办越好！
2006年11月15日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