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关注一下知识分子的命运——清初统治政策下的文人
[size=3][color=blue]清初统治政策下的文人——明清史阅读札记[/color][/size]
[size=2][align=center]（一）[/align]
政治统治，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modern），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都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斗争与流血。毛泽东不是很轻[font=宋体][/font]松的说过吗——“革命又不是请客吃饭！”有人倡导这一种主义，有人服膺那一种价值；有人信仰这一个上帝，有人跪拜那一位神明。一种价值的信仰群体总是认为他们的信仰高于其他群体的信仰，为了达到他们所谓的绝对的“善”，任何手段都可能成为他们捍卫和推广信仰的“剑”。与此同时，由于人本身所固有的贪婪和权力欲望，为个体攫取更多的生存资源和内在心理满足，权力斗争也同样无处不在。于是，因为崇高的信仰和卑劣的本性，人类上演了一幕幕丑陋的然而是不可避免的屠杀惨剧。
人类社会的任何一次重大变革，或者也可以说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重大事件，无不是以淋漓的鲜血和生民的苦泪铸就而成的。
在历史上——这历史指在这一时刻之前已经过去的、可为人所认识的时空集合——无论哪一种社会，统治者①为了取得并巩固其统治地位，总是会动用一切在其看来是可能的手段——如典章制度，官僚体系（非机构设置），武力镇压，意识形态控制等等。前三者是统治者惯用的手段，也是迄今为止所有社会形态②必然使用的方法。而意识形态的存在，往往容易被人忽略。古希腊 （约前8世纪—前3世纪）似乎是一个较为开明的社会，然而苏格拉底还是因“不敬神和败坏青年”的莫须有罪名被民主的雅典城邦判处了死刑。中国更不用说，自从儒生董仲舒向汉武帝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的那一套社会宗法伦理道德规范便如牛套一样套住了芸芸众生。儒术独尊之后，历朝历代的思想家变换各种形式，对儒学进行阐述，改易和发展。各种各样无心为之的思想便又成为统治者思想控制的工具。而在此前，在儒家学说影响力尚小的时候，战国时代的策士游侠说客们纵横捭阖，意气风发，周游列国，向形形色色的君主推销自己的治国之术。由于当时政治上并未定于一尊，也由于各国的统治者尚未寻找到一种适当的治理模式和意识形态工具，在学术思想上造就了一个百花齐放的黄金时代。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这样一个思想的黄金时代便宣告结束了，随之而来的是思想文化的寒冷“冰期”（相对而言）。嬴政举起了第一把火挖下了第一个坑，文人③们的噩梦开始了。
公元1644年，大清国顺治元年，明崇祯十七年，甲申。3月，闯王李自成攻破京师，明亡。4月，大明平西伯吴三桂引清兵入山海关。此后，满族定鼎燕京，从顺治元年摄政王多尔滚到康熙大帝玄烨，历经十八年，终于消灭了弘光、隆武、永历、绍武以及鲁王数个南明政权，建立了较为稳固的大清政权。
满族进据中原之后，为巩固其在中原的统治地位，以及扫除南明的残余势力，统一中国，重用亡明文士范文程、宁完我、洪承畴和武将耿仲明、尚可喜等人，继续南下。
在清兵南下的过程中，凡占领一个地方，便命该地士民薙发易服，以示效忠新朝。这在汉族士民看来比要了他们的命还可怕。薙发易服，这看似简单的一件事，实际上是关乎文化认同感的问题，关乎精神信仰与传统认同的大关键。大清薙发令一下，南方各州城奋起反抗，而各地的抗清斗争也此起彼伏，令清军南下十分困难。京襄腾蛟、赦永忠十三家军，西南李来亨李定国等依附南明朝廷，组织军民抗清。康熙元年（1662），南明永历皇帝朱由榔在缅甸为清军所获。也在这一年，郑成功、张煌言联合北伐失败，抗清斗争渐渐走向低谷，清廷的统治在康熙时已基本稳固。
然而，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满族统治者也看出了要以外来民族的身份来统治这一个有着数千年文明的泱泱大国，其难度不言而喻。尤其是那些读书识字深膺儒学道统的“文士”，动辄“夷夏之防”，令清朝统治者十分头疼。更何况这些“士人”当中有相当多的朱明遗民，一直矢志不渝地进行着抗清斗争。
在这样的情况下，满清统治者费尽心机采取了种种的措施。清统治者毕竟是聪明的，他们懂得如何分清形势，如何分化瓦解敌人，如何争取可利用的人，如何争取民心以巩固统治基础——似乎把无产阶级革命的那一套方法都学到了。不管是残酷的武力征服（“武功”），还是文绉绉的拉拢劝降（“文治”），是顺应中原士民要求的推崇程朱，还是血淋淋的“焚书坑儒”的文字狱，都收到了显著的效果。
（未完）[/align][/color]
注：① 是统治者而不是统治阶级。统治阶级的说法来自于马克思主义学说，但笔者认为并非所有的社会现象都可以用阶级分析来解释。
② 此处社会形态指按照马克思主义学说划分的。
③ 此处的文人是泛称，大约可指从事与文化相关的事业的人，也可以说是书生或者传统意义上的“士”。在当前的中国社会，自从钱锺书有意区分了文人和学者之后，文人似乎就成为人们所鄙薄的一类人，故笔者也有意使用这一概念，但与钱所指称的文人不同。
[align=center]（二）[/align]
首先是武力镇压，这是最简便的征服方式。清统治者的武力镇压是残酷而野蛮的。为了使中原及江南的士民臣服，无论付出多么大的代价都在所不惜。加上那时候满清八旗军正是一支十分强悍的军队，清军的铁蹄便从燕京渡河而下，迅速地征服了中原大片土地。此处且不论历史上有名的“嘉定三屠”、“扬州十日”，仅以江南小城江阴为例，或许可以窥斑见豹。
顺治二年（1645，乙酉），江阴城士民抵抗薙发之令，奋起抗击清军，全城齐心合力，在清军的炮火下坚持了八十余日。清军对一个小城久攻不下感到十分恼火，遂聚集重兵。“清军薄城下已十万，列营数百，四面围数十重”（注1），为攻下一个小小的江阴城，竟然发十万兵力围剿。从这样的数字我们可以看出清统治者深知攻下江南之难。江南乃文儒之渊薮，文化传统的基础深厚，一旦要这里的士民薙发易服，必定会激起民众的顽强抗争。“……下薙发之令，闰六月初一日，诸生许用德悬明太祖御容于明纶堂，率众拜且哭曰：‘头可断，发不可剃！’”（注2）须臾，江阴城的民众便自发地组织起来，执知县，抢火药器械，投入到抗击清军的队伍中去了。从六月到八月，江阴士民在典式陈明选，阎应元的领导下全力守城，至城破之日，两方都死伤惨重。同书中记载“清军围城者二十四万，死者六万七千，巷战死者又七千，凡损卒七万五千有奇。城中死者井中处处填满。孙郎中池及冲池叠尸数层。”然而在整个战斗过程中，江阴民众没有一个人投降，可见当时清军处于多么被动的地位。在抗清的过程中，典史陈明选，阎应元等读书人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们谨守着老祖宗教导的夷夏之别，在忠君爱国思想的影响下，决不屈节投降。在这里，他们显示出了读书人应有的骨气。清统治者的强大武力，几十万的八旗军在士人一句“头可断，发不可剃”的断喝之下显得多么的野蛮和虚弱。虽然清统治者想用大肆屠杀来以鲜血淋漓的事实向江南士民说明顽抗的下场，但是在清除江南顽抗势力的过程中，清统治者充分意识到仅仅依靠武力镇压是不可能使亡国的大明臣民屈服的。
于是统治者开始寻找新的突破口。
在清兵征服中原的过程中，有一类人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这就是那些所谓的“贰臣”。在崇奉忠孝贞节的礼法社会，投敌叛降的“贰臣”是为大多数人所不齿的，也是统治者所深深忌讳的。西汉苏武和李陵遭遇的鲜明对比就为人们提供了十分典型的例子。苏武被匈奴拘禁十八载，曾欲自杀死节未遂 ，在蒙古草原上牧羊直至被匈奴放回。回国后汉武帝对他封赏有加。虽然官爵不高，仅仅是一个“典属国”（注3），但与因投降匈奴而全家被杀的李陵相比，已然可以表明这“忠”之价值所在（注4）。
在明清易代之际，明朝的朝臣故吏在朱明王朝大势已去之后投降清廷的，无疑为清统治者迅速平定中原，统一中国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正如皇太极所言：“吾等瞽者，今获一导者，吾安得不乐？”这些贰臣正是导引清军统一中国的重要人物。
《清史稿·洪承畴传》记载范文程劝降洪承畴时是这么描写的：
承畴方科跣谩骂，文程徐与语，返及古今事。梁间尘偶落，著承畴衣，承畴拂去之。文程遽归，告上曰：‘承畴必不死，惜其衣，况其身乎？’上自临视，解所御貂裘衣之曰：‘先生得无寒乎？’ 承畴瞠视之，叹曰：‘真命世之主也！’乃叩头请降。上大悦，即日赏赍无算，置酒陈百戏。
洪承畴是一介文士，与武将相比，文士的投降对于清统治者更有利用价值。武将投降，充其量不过多一把杀人的屠刀，以便有更强大的军事优势征服汉族军民。而文士不仅在故朝为官列职，在汉族士民的心目中，他们还是传统价值的代表和民众众望所归的精神领袖。他们一旦投降清廷，民众的心理防线和精神支柱便也随之崩溃。正是依靠这些朱明故吏，清统治者方得以减少了许多不必要的损失，迅速统一中国。在降清的众多文士中，前“东林巨子”钱谦益是极有代表性的。
钱谦益（1582—1664），字曼之，号牧斋，晚年自号蒙叟，东涧遗老。江苏常熟人。明万历三十八年进士，授编修，官至礼部侍郎，曾讲学于东林书院，在明末士民中享有崇高的声望。在晚明诗坛上，钱谦益也是一代宗师，被奉为文坛盟主。应该说，这样一位众望所归的名士对当时士林是相当有影响的，而他自己也应当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对于风雨飘摇的晚明江山的分量。然而我们遗憾地看到，作为一个热衷于功名的文人，钱谦益所看重的似乎并不是江山谁主，不是名节声望。从钱谦益早期的仕途经历来看，他是十分顺利的，一直到就任礼部侍郎时因与尚书温体仁争权（注5）而遭到革职的处分，不但是顺利，钱谦益还对自己的仕途充满怀着希望。1644年5月，顺治元年，史可法、马士英、阮大铖等杂南京拥立福王朱由崧。这是第一个南明朝廷。此时钱谦益作为东林党魁不顾与马、阮等阉党的过节，屈尊就任礼部尚书。钱在当时的种种利害考虑的心理过程，后人不得而知。有人可以说是为朱明王朝力挽狂澜，以朝廷的存亡大事为重而暂时放下个人恩怨。也有人可以说是既然朱明王朝亡了，他又不好马上见风使舵，弃暗投明去依附满族人。而钱又不是那种自甘淡泊的人，此时朱由崧刚好在南京称帝，恰好是他的一个出路。不管此处作如何论，先来考察一下钱谦益在弘光朝廷败亡时的表演。顺治二年（1645），大清定国大将军多铎率清兵南下渡江。宏光帝朱由崧和马士英阮大铖等人仓皇奔逃，作鸟兽散了。而“东林巨子” 钱谦益呢？钱谦益在清军兵临城下的时候出城迎降了。仅仅又是一个礼部尚书和修撰明史的副总裁，钱谦益又把自己卖了。由此，我们不难推断，钱谦益当初附丽宏光朝廷很大程度上是为自己的仕途考虑的。文人哪，怎么就这么不值钱呢？文人，理当是以自己的脑瓜子思考，用自己的笔杆子表达思想的人，可在生死抉择大是大非的关头，又有多少文人甘愿如一条狗一样卑微地活着，甘愿为了两个馒头出卖自己的灵魂！
钱谦益不是那种罪大恶极的人，顶多是一个无行的龌龊文人。在仕清半年之后，他的良心开始觉醒，终于痛悔失节，引疾告归。辞官之后，钱谦益又深深地为自己的丑陋行为感到不安，愧疚，每日在煎熬之中度日。于是他又主动联系抗清。这，是否可以算作是文人的反复无常呢？
反复无常是人的一种卑劣的本性。许多人，尤其是手握笔杆却无缚鸡之力的文人们，在生与死的两难选择中，出于各种各样的考虑违背自己的良心，而求得一时的安逸和富贵。与钱谦益同样反复无常的贰臣还有东林党人陈名夏，著名诗人吴梅村。他们在晚年都痛悔失节，隐忍而终。而在清统治者的贰臣名单里，还有前面提到过的为后人所不齿的洪承畴、阮大铖、冯铨等人。这些降臣，无论他们自己最后作何选择，终究也跳不出统治者的手掌心，而失节的骂名如紧箍咒一般令他们无处可逃。在清统治者确信自己的统治基础已经稳固之后，这些曾为他们卖命的降臣便失去了利用价值。不但如此，新朝统治者像历史上各朝的统治者一样，希望他的臣民绝对地遵守“忠孝”教义，以巩固他们的统治。这些人的变节污点便成为这种“忠孝”教义所不可容忍的反面典型。可怜的文人们，这时候——应该说任何时候——只能如砧板上的鱼一样任人宰割。顺治四年，告归乡里的钱谦益，因黄毓祺反清案牵连被捕入狱。两年后虽然获释，也终究是如垃圾一般被统治者丢弃。乾隆年间，清统治者修定《明史》，专门列了一部《贰臣传》，将钱、吴，阮等人通通划为贰臣。文人的卑微，实在令人掩卷而深思。
（未完）
注1：见《东南纪事》；许重熙：《江阴城守后记》。转引自郑天挺辑《明清史资料》。
注2：同上
注3：管理少数民族事务。
注4： 见《汉书·苏武传》，《李陵答苏武书》。
注5： 关于此点，笔者未能查阅详细资料，争权之说见韩进廉先生《无奈的追寻—清代文人心理透视》，河北大学2001年版
[align=center]（三）[/align]
清统治者在入关以前汉化程度就已经比较高了，清前期的三代皇帝康熙、雍正、乾隆又都是自幼饱受诗书熏陶，十分重视对汉族传统文化的吸收。统治者知道，在这个汉族居多的国度，仅仅依靠武力是不可能长久维持他们的政权的。于是，从文化上承认汉族的先进性并接过历朝传承下来的统治资源，便是顺理成章的事了。而作为文化的传承者，文人们对政权的作用不言而喻。这些文人饱读诗书，深谙儒学，而又往往以“清流”自居，以维护封建道统为己任。此时统治者以官爵俸禄请他们去充当卫道士，也就欣然赴命了。清朝的这些皇帝果然很有自己的一套治国方略，他们知道，只要这些文人尽入我的觳中，帝国便可平安无事。于是，统治者采取了各种措施，千方百计使这些文人心甘情愿地为朝廷卖命。
统治者的第一项措施是开博学鸿词科，并由地方官推荐山林隐逸。统治者十分清楚，在这些山林隐逸中，有许多并不那么执着于江山是姓朱还是姓爱新觉罗。只不过因为朱明覆亡，仕进无路在家赋闲而已。以官爵和俸禄招纳这些在社会上颇有影响的名士，可以使这些文人的笔杆和脑袋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免去了许多不必要的威胁。
第二项措施便是以监修《明史》来控制文人。众所周知，在中国历史上历朝统治者都积极地为前朝立史，成为统治者一个长久沿袭的习惯。这样做的目的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为了文化事业和中国历史的传承延续，而在很大程度上却是将书写和解说历史的权力据为己有，以便按照统治者的一直来随意篡改历史。对于明末清初的士人们来说，修撰《明史》是一个颇合口味的诱饵。文人学士们不但雅好诗词，对经史一般都有相当的造诣。他们以圣人孔子和史圣司马迁著史的精神为指引，以记录明王朝的真实历史并争取正统地位为己任。对于清统治者的这项“恩惠”，怎能不让他们口服心服甘效犬马之劳呢？
统治者的第三项措施是大力宣扬程朱理学。程朱理学虽然在宋朝的时候已经有很大的影响，但真正将之奉若神明却是在清初康熙年间。康熙五十一年（1712）二月丁巳皇帝下诏确立了朱熹的绝对权威地位：“……惟宋儒朱子，注释群经，阐发道理，凡所著作，及编纂之书，皆明白精确，归于大中至正……朕以为孔孟之后，有裨斯文者，朱子之功最为弘巨……” （注1）康熙皇帝不仅将朱熹与孔孟相提并论，而且将之“配享孔庙”，“升于大成殿十哲之次” （注2）。
从此程朱思想便成为有清一代的正统官方哲学。对于向来看重“华夷之辨”的中原士民来说，清统治者的这一招无疑十分奏效。首先，它证明了满清统治者是“有德”的——“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他们对于中国的统治是顺应天命的，理所当然的；其次，程朱理学所大力宣扬的“存天理，灭人欲”的学说正是为统治者塑造一帮逆来顺受的猪狗奴隶提供了理论依据；其三，将理学提到绝对权威的地位上，禁绝了其他思想的传播，有效地控制了意识形态领域。可以说，这是继汉朝以来的又一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假若有人怀疑朱学，或是宣扬与朱学相抵触的其他异端思想，那绝对是要上纲上线的。雍正年间的几起文字狱正是因为怀疑了理学，这一点在下面将要论及。
在统治者的大力褒扬下，程朱理学成了纯正的正统，理学的研究也随之大为兴盛。大批的文士进入“理学”这只大瓮中，有心或者无意地成为统治者专制统治的工具。这就是康熙年间出现的一大批理学名臣。在这些理学名臣中，大学士李光地应该算是最受康熙帝恩宠的汉臣了。
李光地（1642—1718），字晋卿，号厚庵，福建泉州人，康熙年间进士。郑经进据泉州时，李光地在山沟里写了一纸平乱策，用蜡丸封住托人送往京师，从此受到清廷的重用。官至侍读学士、直隶巡抚、文渊阁大学士，支持编撰《朱子类书》，《性理精义》等书，大力倡导理学（注3）。李光地生于甲申变乱前二年，且又居于闽南海隅的小山沟里。在他那里，江山易代的影响可以说已经基本上不存在了，“嘉定三屠”，“扬州十日”对他来说也显得很遥远。他已然是一个真正的新朝臣民。
像李光地这样的理学名臣在当时并不在少数，翻一翻文献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些名字：清初大儒孙奇逢的得意门生汤斌，魏象枢，魏裔介，熊赐履，张伯行……
统治者的第四项措施是汇编辑录大型类书、文献典籍。乾隆三十七年，安徽学政借乾隆下诏求书之机，奏请寻访校录古籍。不久，四库馆成立，贬臣纪晓岚充任《四库全书》总纂官。
其实早在康熙雍正年间，清统治者就下令编纂了大量类书，其中较著名者如历康熙雍正两朝的《古今图书集成》， 统摄32典，共收书6109部，规模宏大，令人惊叹。再如康熙四十九年编成的《渊鉴类函》，共450卷；康熙五十年的《康熙字典》，42卷；还有康熙六十年的《子史精华》，共160卷。这些类书，一方面涵盖了经史领域的许多重要书籍，对文化事业是一个巨大的贡献，另一方面将文化方面的解释权收归己有，限制了读书人的视野和思维。然而此次《四库全书》的编纂与康熙年间的类书编集又有大不同。乾隆三十七年（1772），清高宗弘历皇帝下诏收集民间藏书。但数月之内收获甚少，其欲“彰千古同文之盛”的雄心没有得到民间藏书者的响应，因为藏书者实在难以揣测这位圣明皇帝的用心。清高宗是何等英明的皇帝，他的大臣和小民肚子里有几条蛔虫他焉能不知？乾隆三十九年（1774）清高宗又下了一纸诏书：“谕军机大臣等，前曾谕令各督抚采访遗书，汇登册府。下诏数月，应者寥寥，彼时恐有司等因遗编中或有违背忌讳字面，惧涉干碍。而藏书家窥其意指，一切秘而不宣……”（注4）
可以想见，乾隆皇帝当初下诏求书决不单单是要“四库七略，益昭美备”，使“搜罗益广，研讨愈精”（注5）。明清易代之际，节烈忠臣岂不会有怀旧薄今之词？难道那些文人学士儒生们就甘心俯首称臣，而不腹诽半句？乾隆皇帝非常清楚，但他有他的手腕——既要杀人，又不让人看见他手中的屠刀：“并寄谕江浙督抚，以书中或有忌讳诞妄字句不应留以贻惑后学者。进到时，亦不过将书毁弃，转谕其家不必收存，与藏书之人并无干涉。至督抚等，经手汇送，更无关碍……”这是安抚人心的手腕。然而乾隆笔锋一转，露出了他的獠牙：“乃各省进到书籍不下万余种，并不见奏及稍有忌讳之书。岂有 集如许遗书，竟无一违碍字迹之理？况明季末造野史者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词，必有诋触本朝之语，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风俗……”（注6）
借搜访天下书籍和编纂《四库全书》之机，查禁天下违碍之书，这才是乾隆皇帝的真正用意！乾隆三十九年，清高宗弘历皇帝正式下令查禁天下违碍书籍。而在征访遗书的整整三年中，共访得书籍13781种。此时，《四库全书》正在紧锣密鼓的编纂之中。奉旨校编《四库全书》的文士大臣们依照皇帝的意思对全国各地的献书进行全面的严格审查，遇有违碍忌讳之处，不是抽换就是删改，并且将禁书劈板焚毁。在这一整个过程中，禁毁书籍多达3100多种，共150000余部，销毁书板80000多块，禁毁书目的数量与《四库全书》的收录几乎相等（《四库全书》共收书3500种，存目6700种）（注7）。
而在堂皇的四库馆里为皇帝辛勤劳动的学者文人们，对这一文化盛事中的种种丑陋行径又作何反应呢？在四库全书八年的编校过程中，大清360位最优秀的学者聚集四库馆。其中有纪昀，翁方纲，周永年，姚鼐等著名文人学者，也包括像戴震这样当时崭露头角的学子。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四库全书》总纂官的纪晓岚。
纪昀（1723—1805），字晓岚，号云石，又号春帆。直隶献县人。乾隆十九年（1754）进士，改庶吉士，迁侍读学士。曾因泄密而谪戍乌鲁木齐。回京后官复原职，逼供内担任《四库全书》总纂官。纪晓岚自幼聪敏好学，博览经史，学识渊富。作为一个正统的读书人，他不会不知道乾隆皇帝这项措施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抽毁、删改原著，对史实文献随意歪曲，以维护自己的统治，这无异于强盗的行径。然而，我们应该看到，纪晓岚是大清宫廷里的一个官员，成长在康乾盛世，他并不会过多地去在意发生于一百多年前的那场权力之争，那些对薙发易服的抗争和对抗争的残酷屠杀。现在，他是一个有罪之臣，承蒙皇帝恩典，不但官复原职，还让他主持四库馆。在担任《四库全书》总纂官的几年内，纪晓岚可谓是恪尽职守，勤勉有加；同时，他对自己的差事也是诚惶诚恐，谨小慎微。乾隆四十七年，四库馆进呈的原检讨毛奇凯《诗说》内有违碍字句，总纂官没有签改，交部议处。乾隆五十三年重校北三阁《四库全书》，发现阎若遽《尚书古文疏证》内引有钱谦益等人的语句，未经删削。据纪晓岚奏称，除认罪删改陆续赔写之外，并将文渊阁所藏明末清初史部、集部及子部中的小说杂记等通行校看，凡有违碍即行修改。并令文溯、文津二阁详校官照此办理，赔写抽换（注8）。
纪晓岚是一个称职的总纂官，由他主持的《四库全书》可谓臻于极致，甚合皇帝的口味。然而纪晓岚不是一个合格的读书人，不是一个出色的知识分子。无论他对《四库总目提要》的撰写和《四库全书》的编纂付出了多么大的心血，他充其量也不过是和方苞、沈德潜一样的御用文人。这样的文人只是统治者维护统治的工具。而他们的命运，到底还是在统治者的屠刀之下领俸办事，稍有不合圣意就有人头落地的危险。纪晓岚虽然一生到老都是皇帝的宠儿，但他的同事如沈德潜就没那么幸运了。乾隆四十三年，沈德潜应徐述夔一柱楼诗案牵连被革去官衔、谥典，撤去乡贤祠牌位，扑毁祭碑文。身后还被鞭尸。御用文人也不过如此下场。
然而叛逆者还是有的。学者黄宗羲几次严词拒绝清廷征召他应博学鸿词科试，且拒绝了清统治者监修《明史》的诱饵。清初三大儒之一的孙奇逢，万历三十八年举人。明亡后绝意仕进，潜心著书。与孙奇逢、黄宗羲并称清初三大儒的李甬（该字打不出），以绝食、拔刀自刺的方式抗拒清廷的征召。还有如康熙年间的吕留良，更是一个彻底的叛逆者。
这些文人学士，以朱明遗民的身份质疑满清的正统地位，坚守着封建时代士人的节操。如李甬，孙奇逢之流，虽然在政治上坚决拒绝与统治者合作，但令他们始料未及的是，他们皓首穷经几十年的学术研究成果到头来还是成了统治者利用的工具。而像黄宗羲，不仅在江浙一带起兵抗清，而且发出了批判君主专职张扬民权的呼声，这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未完）
注1：见《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249 郑天挺主编《明清史资料》P427
注2：同上。
注3：参考韩进廉《无奈的追寻——清代文人心理透视》河北大学2001年版
注4：见《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964，郑天挺主编《明清史资料》P430
注5：《四库全书总目》卷首郑天挺主编《明清史资料》P428
注6：见《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964，郑天挺主编《明清史资料》P429—430
注7： 参考韩进廉《无奈的追寻——清代文人的心理透视》P94
注8： 据黄裳《笔祸史谈丛》
[align=center]（四）[/align]
翻开一部清朝历史，除了晚清的屈辱之外，最触目惊心的莫过于清初文字狱了。以思想言论就可以将大批的文人学士送上断头台，这对文化无异于最残酷的杀戮。如果说清王朝统治者立程朱理学为正统，大肆宣扬官方意识形态和借修纂类书之机对书籍进行删改抽换是一种对文化的暗杀行为（注1），那么文字狱则是赤裸裸血淋淋的文化大屠杀了。任何一种统治政策，其背后都有着可以追寻的原因。在现代民主制国家，国家政策是民意的体现或往往地是某些利益集团意志的体现。而在传统帝制之下，统治政策则是地主官僚集团、贵族集团以及很多时候直接地是皇帝意志的体现。现在，当我们再来审视清朝文字狱的时候可以看出，在面目狰狞地举起屠刀的时候，满清统治者的内心其实万分虚弱。如前所述，作为从北方入主中原统一中国的“外来君主”，从康熙到乾隆三代君主都对汉族文化十分重视，皇帝认识到满族的文明程度比不上汉族，他们要在这样一片广阔的土地上建立起牢固的政权，是非常不容易的。汉族文化有着几千年的历史，并且其中也有可以利用的统治资源——说到底清朝还是一个封建王朝，前朝兴盛覆亡的种种都可以随手拈来加以利用。另外一方面，这种文化落后者的心态使清朝统治者的心里有隐隐的自卑感。作为“胡”、“戎”、“夷”向明王朝纳贡的历史也使清朝统治者莫名地心虚和恼怒。
这两方面的原因一结合，便出现了康雍乾盛世之下有张有弛有软有硬的文化政策，同时也造就了有清一代知识分子（读书人）的种种悲欢离合。
综观清代文字狱，自清初顺治四年（1647）始至乾隆五十三年（1788）历经140余年，大大小小的文字狱数不胜数。清朝文字狱大致可分成以下几种情形：
1，与统治集团（注2）的权力斗争有关
2，与朝代更替有关
3，与意识形态有关
4，与皇帝尊讳有关
这四者之中，第一类算不得本质意义上的文字狱，虽然它也是以文字罪人，但很大程度上只是政治斗争的附庸牺牲品而已。例如雍正年间的汪景祺《西征随笔》案，统治者号称其“悖缪狂论，至于此极”，实际上更多的是因为汪景祺依附大将军年羹尧，年羹尧得罪，这《西征随笔》也就成为年的罪行证据了。
据史料记载，清朝第一起文字狱发生在顺治四年（1647）的僧函可私史案。函可俗名韩宗来（此字打不出），字祖心，号剩人，明末尚书韩日缵之子。出家为僧后依然眷恋故国、以朱明“遗民”自居。顺治初年韩宗来将其在江宁所见所闻的红光朝覆亡过程写成一部《变记》，载录南明死难烈土的英雄事迹和清军的残酷镇压。后来韩宗 流放沈阳。
而真正宣告清统治者大肆实行文化恐怖政策是康熙年间的《庄氏私史亲》和戴名世《南山集案》。
大清康熙元年（1662）庄廷陇（此字打不出）私著明史案发。此时，庄廷陇 已死，开棺戮尸，杀其弟庄廷戊（此字打不出）；为《明史》作序的旧礼部侍郎即李令晰及其四个儿子伏法；初审此案的归安、乌程两县教官、湖州知府潭希闵、推官李焕、府学教授赵君宋以及杭州将军柯奎的幕客程维藩或斩或绞；列名参订的茅元铭、潘柽章、吴炎、吴之铭等共21人均凌迟处死，亲属流放。此外刻书卖书买书藏书者一律处斩。此案牵连甚广，处死七十余人，流放者难计其数（注3）。
明末清初，在大明王朝败亡已成事实之后，明末的遗民们已无法在行动上再光复朱明。他们所能做的，也就是为故朝留下只言片语、记录王朝的历史以寄托 思悼之情。因此，明清易代之际出现了大量私著的明史，其中较著者如查继佐的《罪惟录》，谷应泰的《明史记事本末》，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王夫之的《读通鉴论》。而庄氏私史案，则是因为江南富商庄廷陇沽名钓誉，想借修史以自垂于汗青，购得明末相国朱国桢的《列朝诸臣传》，加以增补修订，刻成《明史辑略》。说起来这个案件得起因也颇微不足道，乃是免官吴之荣、湖州知府陈永明等欲借此事敲诈庄家 。时值8岁的玄烨登基，铺政大臣们担心人心不固，皇朝根基动摇，所以便大开杀戒，以儆效尤。值得注意的是被庄廷陇列为“参订”的查继佐在这一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查继佐（1610—1670），字伊璜，一字敬修，号舆斋、东山钓史。浙江海宁人。崇祯年间举人。清军攻占江南的时候，他曾参加抗清，失败后归隐。在庄氏史案发之后查继佐与同样列名参订的陆圻、范骧曾呈文按察史衙门，申明备案，以免日后自己惹上麻烦。事实上这些列名的参订的江南名士包括潘柽章、吴炎等对庄氏《明史辑略》一无所知，更谈不上“参订”了。而作为明“遗民”曾坚持抗清的查伊璜如何会率先出首呢？这是一个十分耐人寻味的意外。按照抗清一节，查绝不是担忧身家性命，更不会对《明史辑略》有所异议，史料也并未记载查与庄家有何思怨过节。私史案发后，查继佐与最先出首的范骧、陆圻也一并被捕、三家老小均下狱待审。后查继佐凭着两广总督吴六奇的援救出狱，从此埋头书堆，潜心修著《明书》，最后写成《罪惟录》102卷。这里，一个人身上的几个事件明显地构成了一个悖论：抗清——出首——著《明书》。历史为我们留下了一个难解的迷团。或许，我们可以用评价钱谦益的“反复无常”四个字来解释吧？
明史，是明末清初文士们最后的心理安慰，也是他们摆脱不掉的噩梦。清统治者在历史的问题上从来不肯放过一点的蛛丝马迹。无论是满洲的历史，还是南明抗清的历史一概不许读书人议论。明末天启年间张铨著的《国史纪闻》，以及《五朝注略》中记载了有关满族人叛降朝鲜和明末的相关史实，而祸及藏书人。更有甚者，山东的一个读书人仅仅在晋朝江统所写的《徙戎论》中作了一点批注，就被斩立决了。
一朝的统治者，对于在他们取得政权以前的历史总是有所避讳的；而对于前朝历史，能篡改则尽量篡改，最好是能妖魔化最好。于是，在文狱记载中，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就是绝对的贤明圣人，而桀纣幽厉就是绝对的“牛鬼蛇神”。清统治者的篡改历史，矫饰本朝，尽力压制真实声音，其原因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文化自卑心理的作祟；一是禁绝异说，统一思想，巩固本朝统治。满族统治者自关外入主中原，而在此之前他们被中原政权视为“夷人”一直在中原政权的压制之下纳贡称臣。因此即使尊为皇帝，天下成为爱新觉罗氏的天下，成为满族人的天下，他们也害怕臣民腹诽谤议，讥讪朝纲。此时又是新朝初立，根基未稳，南明政权的顽抗，南方遗民的抵制，使他们不得不对触忤本朝的言论大加禁绝。文人们，尤其是眷恋故国的遗民们，便在这样的夹缝中艰难地存活着。然而终究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笔杆子如何能抗得过刀把子？
康熙年间的另一起文字狱大案，是戴名世的《南山集》案。戴名世应该算不得严格意义上的遗民，只能算是一个对明朝历史十分执著的书生。当然也不能说戴名世就是清朝的一个忠臣。他也确实是一个有“异端”思想而在新朝为官的文士。戴名世，康熙四十八年进士，翰林院编修，在当时与方苞齐名。戴名世对于修撰《明史》十分热心。他曾对清廷修《明史》的问题进行了指摘：
“前日翰林院购遗书于各州郡，书稍稍集。但自神宗晚节，事涉边疆者，民间汰去不以上，而史官所指名以购者，其外颇更有潜德幽光，稗官碑志，记载出于史馆之所不及知者，皆不得以上，则亦无以成一代之全史，甚矣，其难也。” （注4）
对于明史的资料遗落，明“老将退卒，故家旧臣，遗民父老相继澌尽，而文献无征，凋残零落”，戴名世感到十分痛心，即他听说的“于明史有深痛”。而他作为一个“好事者”想“为之掇拾流传”，却又是那么困难。他天真地以为“近日方宽文字禁”，觉得为南明皇室争一争正统，修一修史书应当不成大的问题。所以，戴名世发出了这样的议论：“昔者宋之亡也，区区海岛一隅，仅如弹丸黑子，不俞时而又已灭亡，而史犹得以备书其事。今以弘光之帝南京，隆武之帝闽越，永历之帝两粤，帝滇黔，地方数千里，首尾十七八年，揆以春秋之义，岂遽 不如昭烈之在蜀，帝丙（此字打不出）之在崖州……”（注5）
而清统治者所认为的要义还不止在此，更要命得事戴南山在书中提及了方孝标的《滇黔纪闻》。方孝标家族可谓为清统治者所深恶痛绝。方家方光琛投降叛臣吴三桂，任宰相；方孝标亦为吴三桂大臣。而方氏族孙方苞为戴的《南山集偶钞》作序，且该书书板即存放于方苞家中（注6）。三藩是清统治者定鼎中原以来的心腹大患。一旦将这件事情与三藩联系在一起，戴名世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可怜的读书人，在浑然无觉的情况下就做了统治者砧板上的鱼了。
南山集案一开始处理结果为：“戴名世大逆，法至寸磔，族皆弃市，未及笄者发边”，与该案又关的尤云锷、方正玉、汪灏 、刘岩、余生、方苞以谤议罪被处绞刑，方孝标此时已死，“以戴名世之罪罪之，子登峄，云旅，孙世樵，并斩，方氏有服者皆坐死，且锉孝标尸”与戴有牵涉的各级官员也降职贬谪。最后，由于清圣祖康熙帝大开龙恩，只将戴名世处斩，方氏族属徙黑龙江，其余皆从轻发落（注7）。
而使清统治者的阴暗心理彻底暴露出来的是雍正年间的曾静吕留良案。
吕留良（1629-1683），字用晦，号晚村，自号东海夫子。浙江人。顺治年间曾考中过秀才，后屡试不中，遂拒绝考试，被革掉秀才。曾编《文选》，一时在江南士人中影响甚巨，当时读书人“转相捱服，较相效慕”（注8），连地方官吏也不得不为他赠送祠堂匾额。这样的人物显然不可低估。无论哪一朝的统治者，对于社会上的声望卓越的人总是怀有戒心的，同时又千方百计加以笼络，以免造成对政权的威胁。前述钱谦益、吴梅村等就是因名失节的典型。而一旦拉拢不成，那么统治者自然还有另外一套办法----杀之以绝后患。吕晚村先士拒绝清统治者“博学鸿词”科的征召，后又逃避“山林隐逸”的征召，最后出家为僧。这样的举止在统治者看来显然是对新朝心怀怨望，统治者安能坐视不理，更何况这个“逆贼”还“恣为狂吠”，口出“悖逆狂噬之词”（注9）！
然而在世之日，统治者对吕留良并未怎样。直到雍正年间，一个名叫曾静的书生鼓动陕西总督岳锺祺反清，才激起了统治者的杀心。曾静受吕留良著作影响，且以为与雍正皇帝有嫌隙的陕西总督岳锺祺是南宋岳飞的后裔，会在大义感召之下响应他起兵。却不料岳锺祺上奏雍正帝，将他诱捕了，从中才引出了吕留良。据雍正颁行天下的《大义觉迷录》来看，主要是吕留良有关夷夏之防以及诋毁本朝的言论，犯了清统治者的大忌，触怒了雍正皇帝。
在上谕中，雍正皇帝详细列举和批驳了吕留良著作中的“狂悖之词”，语气中饱含着愤怒，让人难以想象这出自一个皇帝之手。“自生民以来，乱臣贼子，罪恶滔天，奸诈凶顽，匪类盗名理学大儒者，未有如吕留良之可恨人也其文集有云‘自德佑以后，天地一变，亘古所未经。’又云‘将以小庄为桃花源，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之人。’又示诸子戒庆生辰云：‘如其有重于生也，则偷息一日，一日之耻也。世有君子曰：丈夫也，何为至今不死也？’则其谬 ，严于铁 戊，又何庆之有？使以辱身苟活者为庆，将置夫年不满三十，义不顾门户，断 飞首以遂其志义者于何地也？”（注10）吕留良不但对新朝大加鄙薄，虽“于我朝食德服畴，以有其身家育其子孙者数十年”，却“不知有大一统之义，平日之谓我朝皆任意指名，或曰清，或曰北，或曰燕，或曰彼中……”；而且对再次反叛德吴三桂、耿精忠寄予同情。吴耿进兵反清，则“欣然有喜，惟恐其不成”；清军打败吴耿，则“怅然若失，转形于嗟叹” （注11）。以吕留良在当时的影响，这样的言论四处流布，对大清政权必然十分不利，难怪雍正皇帝如此愤怒。吕留良以一介书生，公然反对当朝统治者，以封建正统自居大倡“夷夏之防”，并拒绝与统治者合作，这在当时无疑极需勇气和胆魄。无论在今天而言他的行为如何评价，首先他是一个不屈服于强权敢于坚持己见的人。吕留良曾作诗：“清风虽细难吹我，明月何尝不照人。”充分显示了作为一个读书人的风骨。相比之下，曾静就显得异常的卑微和渺小。在雍正帝的苦心策划下，曾静并没有被处死，而是配合着“钦定”的《大义觉迷录》到处现身说法，宣扬统治者的政策，一副幡然醒悟的样子。然而雍正帝一死，乾隆皇帝就迅速除掉了曾静，并禁止了《大义觉迷录》的流传。文人，总是这样被统治者愚弄，就因为他是俯于统治者这张“皮”上的“毛”。既然是毛，当然是属于皮的，只能乖乖俯首听命，并为巩固统治随时送上你的脑袋。
此类文狱，较著者还有徐述夔的《一柱楼》诗案：“大明天子重想见，且把壶儿搁半边”，“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等句；沈德潜“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这样的句子，让统治者浮想联翩。
清朝的第二类文字狱关系意识形态的问题。如前所述，清统治者甫定中原之时，就已经将朱子“配祀十贤”，尊为正统，由此掀开了一片理学研究的热潮，学者文人们纷纷注释经典，解说程朱。然而他们并未能知道皇帝的心是怎么跳的，往往又因为附和统治者的倡议，宣扬理学而掉了脑袋。谢济世和陈安兆就是这样的可悲文人。乾隆六年（1741），谢济世因注《大学》，“多系自逞臆见，肆诋程朱”，乾隆皇帝认为他“倡为异说，互相标榜”，“恐无知之人为其所惑”，且“足为人心学术之害”（注12），下令将谢济世的著作销毁。陈安兆更可以算是“几乎无事的悲哀”。他所著的《大学断疑》和《中庸理事断》“各书内虽惧无悖逆之处”，但是“理解荒谬，言词俚鄙”，实际上他的罪咎在于“评驳朱注”，“更多尊崇谢济世之语”（注13）。谢济世的学说早已在乾隆六年被皇朝明令禁止，陈安兆却依然尊崇有加；甚至敢于批驳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这不是公然和朝廷作对吗？这两个迂腐的文人，以为他们还活在明清混乱之际，认不清这已经世太平盛世——赶上了盛世就应该享太平，用脑袋思考已然不合时宜了！皇朝需要的是统一的思想，需要的是科举制和程朱理学之下的顺民，不需要文人学者的“自逞臆见”。谢济世和陈安兆当时宣扬这些言论的目的已然不可考证——是为太平盛世作注脚？或是“互相标榜”，沽名钓誉？再或是故意与朝廷过不去，有意破坏皇朝的意识形态统治？第三种情况显然是不可能的，他们至多是想在大倡理学的形势下显显身手罢了。
除此之外，还有一类文字狱起因是讥讪皇帝，冒犯尊讳的。这方面的典型是雍正年间的查嗣庭试题案。可怜的查嗣庭文字工夫不到家，解读不出“维民所止”与“雍正”之间的关系，又在日记中写什么“天子挥毫不值钱”的歪诗，更有甚者胆敢议论康熙朝的政事和戴名世文字狱案，诋毁满洲（注14）。这不明摆着想“变天”吗？天子才不管你挥毫值不值钱，一笔朱批就让你脑袋搬家。而另外一个书生胡中藻也竟敢在深濡汉文化、诗歌成就“斐然”的乾隆皇帝面前卖弄文笔，写什么“一把心肠论浊清”，“天所照临皆日月，地无道里计西东。诸公五岳诸侯渎，一百年来俯首同”之类的讥谤之诗（注15）。皇帝的屠刀可不是闲的。
知识分子（严格来说应该是读书人或者文人）在这一场旷日持久的文字狱中，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而如蝼蚁一般被踩死在统治者的脚下。而文字狱不仅没有禁绝，在清朝初年大有愈演愈烈之势。自顺治四年的第一场文字狱始，之后每朝都有增加，至英明的清高宗弘历皇帝那里达到了顶峰。而屠刀下的知识分子或屈服或顽抗或默默无闻的种种表现，不能不让生于今天的中国人掩卷深思。
（未完）
注1： 鲁迅
注2： 此处不用统治阶级概念
注3：据黄裳《笔祸史谈丛》，韩进廉《无奈的追寻—清代文人心理透视》等
注4：《与余生书》，戴名世《南山集偶钞》，转引自黄裳《笔祸史谈丛》。
注5： 同上，转自黄裳《笔祸史谈丛》P75
注6：见全祖望《鲚琦亭集外编》卷22
注7： 见全祖望《鲚琦亭集外编》卷22
注8：雍正上谕，《大义觉迷录》卷4，转引自郑天挺《明清史资料》。
注9： 雍正上谕，《大义觉迷录》卷4，转引自郑天挺《明清史资料》。
注10：雍正上谕，《大义觉迷录》卷4，转引自郑天挺《明清史资料》。
注11：雍正上谕
注12： 乾隆上谕，见《清代文字狱档》第一辑《谢济世著书案》
注13：乾隆二十二年富勒浑奏疏，见《清代文字狱档》第二辑《陈安兆著书案》
注14：《永宪录》卷3，转引自郑天挺主编《明清史资料》P146
注15：胡中藻《坚磨生诗钞》，《大义觉迷录》卷4，转引自郑天挺《明清史资料》。
[align=center]（五）[/align]
余秋雨曾说过一句颇引争讼的话——中国古代，一为文人便无足观。也就是说，按今天的标准来看，中国古代的那些知识分子没什么讨论的价值。严格地说，中国古代的文人不能称为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al）。按照萨义德的定义，知识分子是那些以代表艺术（The Art of Representing）为职业的个人。也可以这样说，知识分子始对（TO）公众说话或为（FOR）公众说话的个人。（注1）而中国古代的知识者，首先他们很少成为“个人”，其次他们又很少为公众说话或对公众说话。这些文人至多只能称为书生、读书人或更传统意义上的“士”。“士”与知识分子的区别是十分明显的，虽然有些学者不这么认为。（注2）知识分子是融合专业关怀、社会道德关怀和人生终极关怀为一体的那些个人。而中国古代的“士”无论何时何地，他们考虑问题总是从国家层面入手的，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们寻找不到“个人”的存在，很少谈人生终极关怀层面的问题（除了庄周）；他们的专业关怀服务于国家关怀。中国文人长久以来习惯于依附国家这张皮活着，以出仕为官作为唯一的出路，也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开太平”是他们时刻为之忧虑为之奋斗的目标。因此，中国文人长期生活在国家的巨大阴影下，活得十分焦虑。他们是皮上的毛，只能以皮的喜怒哀乐为喜怒哀乐。可以说，中国古代文人之所以“无足观”原因在于他们在一种习惯性的伦理道德和国家制度下很少活得有尊严。
从明季清初社会的变动下文人的种种表现来看，在清统治者武力镇压、官爵笼络、意识形态控制以及综合手段——文字狱的层层重压下，那些在同一种价值体系下成长起来的文人们，却最终选择了不同的路。而不管是壮烈地死去，抑或是卑微地苟活；无论是在武力镇压下奋起反抗，是在高官厚禄诱惑下变节投降，或是在道统使命驱使下宣扬官方意识形态，还是为发出“皇帝没穿衣服”的真实声音而在文字狱中丧命，这些文人们都摆脱不掉他们的历史角色——既然你有一个脑瓜子，还会耍笔杆子，要么你把笔交给统治者，成为统治工具——“刀俎”；要么你把脑瓜子交给统治者，成为国家机器运转的牺牲品和润滑剂——“鱼肉”。仅此而已。
政治与文人，永远是一个说不完的话题。当某一天，知识者不再是某张皮上附着的毛的时候，当政治是依靠制度而不再依靠权术来运转的时候，或许文人才能摆脱他们的可悲命运，才能够活得稍微有一点尊严。
（全文到此结束，感谢关注！）
注1： 萨义德《知识分子论》
注2： 余英时先生认为士与知识分子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似的。见余英时《士与知识分子》[/size] 书生好文章啊!俺看的眼睛都直了，赶紧写完如何？很让我惊讶，只知道兄有诗才，没想到还有思才：） 谢谢有人支持啊，我一直忐忑不安，怕污染了大家的眼睛。
那我就接着发吧。 我希望楼主重新编辑一下稿子 把字体扩大一下
这样读起来就不累了 我帮你一下
[size=1] [/size] 你把你的文章选定然后剪切 粘贴到两个之间 然后提交 你的文字就大了 看得出来楼主在努力修改阿 还好是 不太熟练 跟网页制作的源代码那个有共同之处 文人坚持坚持气节 是因为你认为中国人读圣贤书就应该做圣贤事 圣贤就是坚持气节
坚持气节 是好的
我没有反对这个观念
我今天想说的是
气节是一项奢侈品 一些人不喜欢用这个貌似很沉重的帽子扣住自己
所以 洪承畴 可以安心当他的汉奸 因为它识时务 最起码他不认为他是傻子 它可能认为那些死守气节的人是傻子 真命世之主也！’乃叩头请降
他的归降时认为他读史书读透了
中国历史是一本成者王侯败者贼的历史
假如他当时考虑的是长年的战乱导致得民不聊生
满族的入关恰是顺应了时代潮流
是国家尽快安定下来
他这样做认为符合自己的理想 能实现和平
他认为自己是做了好事 文人为什么不能执政 为什么不适宜执政
就是理想主义太多
这个文人可能专指那些理想主义多的鼓手气节胜过生命的爱惜自己的羽毛超过一切的文人 一个政治家和一个文人考虑问题是不一样的
他的责任远比一个文人的责任大得多
文人喊着为社稷为黎民但是鉴于他的影响力他能影响多少
人民需要的实在的东西他能给得了吗 一肚子墨水没有权谋没有政治意识的人来统治国家的往往最后是败国而非兴国
那些兴旺的王朝用的臣子肯定不是学术最好的而是最干练的
毛泽东的学术在那里毛泽东统一了中国 但是他发动了文革
文革是什么 达到了大批文人
毛泽东肯定是把他放到文人之外了 那么他属于什么人 看过江山风雨情后
深深的感悟到一些政治家的想法与不适一些普通人所能感受到的
你可以尽可能的骂他
如改革时邓小平
但是他认定的他就要走下去
我举这个例子可能很多人要骂我 说我不能乱比
但是记住一点]
洪承畴是在哪个时代最伟大的政治家 政治人物之一 我们呼喊着人权却鼓励放弃人权
文人的脖子本身就软
碰到脚镣老虎凳 喊气节
他能做到吗
但是在哪个血腥的年代人命贱如蝼蚁 谈气节对一些人来说是奢侈 统治者自己明白
喊的节气越多为自己服务的越多
这就是为什么清政府
修关庙 尊反清 忠义之士的原因 隔行如隔山
政治家和诗人是想不到一起的 我曾经就问过 毛泽东是政治家 他也写诗是不是也是诗人
他不受诗人的影响吗
诗人气质让他理想气质浓厚
建国时我们的人民就是被这股理想气质鼓动着崩发了巨大的力量
但是一部部的建国路走得相当理智可以说是 很有政治眼光的
他明白
什么时候是诗人什么时候是政治家 先说这么多 希望楼主写一些东西来说一下
交流才能促进思想
碰撞才能激发灵感
平静地读完想过后请发表看法 看不完就批评 那么这是没有价值的 首先气度就不够 [quote][b]下面是引用沧浪水于2005-12-18 13:59发表的:[/b]
一个政治家和一个文人考虑问题是不一样的
他的责任远比一个文人的责任大得多
文人喊着为社稷为黎民但是鉴于他的影响力他能影响多少
人民需要的实在的东西他能给得了吗[/quote]
文人的影响力在于他们往往是大众的精神领袖或者众望所归的文化先锋。
当然在共产主义时代，文人就贬得一文不值了，成了牛鬼蛇神，成了“臭老九”。 我看到很多人点击此处看我们的不同想法
既然路过就说一下 人都是有思想的动物
就是因为不说才埋没了真金
中国人就是太含蓄了 所以才让那些张狂敢说话的人统治了
我的谬论 大家可以一驳 文化先锋 那么这个文化先锋对中国人的人性影响多少呢
他是怎么来影响人性呢
鲁迅批驳麻木的中国人
效果呢 其实说是实在意义
封建文人和当代文人起的作用是不一样的
封建文人读书取仕 就是来作政治家
现在多样得多了
楼主了解李鸿章吗 楼上的兄台不要太着急，本文才到第二部分，后面讨论的很多东西相信你会感兴趣的。
我不敢说我提出什么理论，只是一点随想而已，请大家多多发表观点。
有一点是需要说明的，对于文人——知识分子——“士”这个群体的研究是很有意思的，
各位可参看余英时先生，徐复观先生，许纪霖先生等的著作，或者陈晓明，陈思和，郑也夫诸先生的文章。 我的性子是急一些
这些也算是一些看法吧
对楼主的文章拭目以待
等待是痛苦的
楼主不要让我们太痛苦就是 [quote][b]下面是引用闽南书生于2005-12-18 14:43发表的:[/b]
楼上的兄台不要太着急，本文才到第二部分，后面讨论的很多东西相信你会感兴趣的。
我不敢说我提出什么理论，只是一点随想而已，请大家多多发表观点。
有一点是需要说明的，对于文人——知识分子——“士”这个群体的研究是很有意思的，
各位可参看余英时先生，徐复观先生，许纪霖先生等的著作，或者陈晓明，陈思和，郑也夫诸先生的文章。[/quote]
我的观点是读书不多看法很多
坚信一个观点
不要轻视他人的智慧
我尊重的不只是你说话的权利
我尊重的还有你说话的头脑
现在我们虽然是大学生
但有一个通病
就是容易轻视他人固执己见
你能这样跟我说
我很欣赏你的气度 这些文人学士，以朱明遗民的身份质疑满清的正统地位，坚守着封建时代士人的节操。如李甬，孙奇逢之流，虽然在政治上坚决拒绝与统治者合作，但令他们始料未及的是，他们皓首穷经几十年的学术研究成果到头来还是成了统治者利用的工具。
政治家有一句名言
没有永恒的友谊只有永恒的利益
只要你对我有用不管你反对我还是排斥我
对我有利我就干 不管这些反民如何无礼但他们的价值是客观的
政治家的现实向来被诟病不已
但我很欣赏 今天刚看了林行止一篇《知识分子的责任》。文中提到知识分子有时候并不是“原创思想家”，他或许更是“意念的经纪人”，他们掌握了传播意念的技巧，但是对其传播的意念，可能只有皮毛之识。
所以知识分子更应该慎思慎言。他们是有重大社会责任的。
突然想到的，或许跑题。 书生误国！！！
文人永远理解不了政治家的辛苦 灌水让我们浮躁 楼主不吝与灌水只聚精会神与凝练文章值得钦佩 中国人好窝里斗 文人相轻尤甚
宁为鸡首不为牛后缺乏必要的合作意识
宁自立小山头不屈躬于大山头
肯合作的文人历史上寥若晨星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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