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路径”的涵义、意图及其启示——读《贫困与饥荒》
一、导言如果我们要说印度政治经济学与政治哲学家阿玛蒂亚•森的《贫困与饥荒》是要面对面地迎击根深蒂固的自由至上主义思想，那绝对不是危言耸听，也绝没有夸大他理论的价值。虽然他避免把他用于解释饥荒的“权利路径”（entitlement approach）上升到与其身份相称的一般经济学与政治哲学的高度，并由此避免了与亚当•斯密、哈耶克、弗里德曼等人的直接交锋，他也没提出一个关于制度正义性的理论，但他已然引导我们正视如下问题：就算我们承认“人生的意义在于善好的生活，而不在于仅仅是活着”，我们能说生活在一个对大批公民经受的灾难漠然置之的社会制度下——哪怕这个社会确实能保证最大限度的不受干预的自由——真的是一种善好的生活么？森通过提供几次饥荒发生时的提出了两个问题：为什么有些饥荒发生在没有大规模粮食减产的情况下？为什么饥荒发生的时候，从事某些工作的人比其他人更脆弱？ 除了萨赫勒的饥荒以外，其他的案例都显示，突然出现的大规模饥馑都伴随着相对较高的食物可得性。而且，饥饿并不如此普遍地影响所有的或者大多数的居民，而是有选择地袭击某些丧失了交换权利的职业组。在这个意义上，饥荒不是天灾而是人祸。他进而提出另一个问题：同样是处于贫困线下的人，为什么承受饥荒痛苦的程度如此不同，而且独立于其收入 。森对他业已引起我们好奇心的这些问题作出的解答就是他的权利路径。本文将要指出，森的权利路径把社会保障的重要性提高到个人在确定条件下避免罹于基金的唯一屏障的地位。本文进而指出，长期以来对该书实证与经济学意义的强调蒙蔽了他的政治哲学以为。实际上，森是要通过对FAD的攻击来反对自由至上主义者对自由市场的构想，依据这种构想，只要能保持人形成意志的自由就够了。
二、什么是权利路径？
权利路径作为一种对流行的“食物可得性下降”（Food availability decline, 下简称FAD）理论的反驳，更多地把研究重心放在了个人取得食物的能力，而不是某地区食物的总量上。如果说森仅仅是把分配问题和生产问题一起考虑，他的理论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多的新意。因为在80年代初，这早已成为饥荒研究的时尚 。但是，森并不只是要指出只关注食品相对于人口的比率有多幼稚 ，他还要把权利的分配解释为饥荒的首要原因。饥荒并不源自大规模的粮食减产，而是来源于突然的权利失败 。
所以，他的权利路径就是要对“什么人能支配粮食、能支配多少粮食”进行考察，从而得到对饥荒产生的恰当解释。几乎是在一开篇，森便把权利区分为所有权（ownership）和交换权利（exchange entitlement），二者又分别被称为“直接权利”和“间接权利” 。二者共同决定了一个人有能力获得的商品的组合。某人是否需要忍受饥馑便取决于他的商品组合是否能够包含足够的食物 。所有权的组合被称作“自然禀赋组合”。如果某人的自然禀赋组合中没有包含足够他维持最低生存的食物，他必须或多或少的仰赖于交换权利。
个人的交换权利由法律和价格决定。法律决定了他“被允许”去交换什么，价格决定了他用现在所拥有的权利“能够”交换来什么。一个人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支配自己的生命取决于他在社会中的权利关系，也就是说，他的自由不在于他将某种意图付诸行动时在法律上不受限制，而在于他在法律的框架内，到底有多大能力去进行这样的行为 。
给定法律允许最大限度的自由交易，交换权利映射便最大程度上取决于价格。要进行人际比较，我们就需要考虑同样的商品价格组合对于有着不同资源禀赋的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要做到这一点，森便把价格与资源禀赋的比例作为考察对象，提出交换权利映射最终取决于以下五个方面：（1）是否有工作，以及工作的时间和工资；（2）其非劳动所得的资产价格与希望得到的东西的价格比例；（3）其劳动力和可以购买或提供的资源能够生产出什么；（4）购买资源的成本与其能够出售的产品的价值比；（5）社会保障福利以及税金 。则人避免饥饿的能力也就取决于这些因素。
森进而对这些因素在四个个案中的受影响程度进行考察，并希望找出影响这些因素的原因。作为激发阿玛蒂亚•森研究饥荒问题的案例，孟加拉大饥荒得到了最细致深入的研究。并不明显的粮食减产被错误的政府报告放大，刺激投机商屯粮，从而导致市场上粮价上涨，没有得到政府补贴、又没有包含了足够的食物的资源禀赋的人（渔民、运输工人、稻谷脱皮者、农业工人、工匠和城市工人）无力负担粮食价格，交换权利遭到毁灭性的破坏，从而遭受饥饿。在埃塞俄比亚饥荒中，原因是沃洛省的居民缺乏把足够多的粮食吸引到该省来的市场能力 。萨赫勒地区的饥荒原因看上去同时结合了两种权利的破坏，依赖贸易交换到的食物维持生计的人在农牧业产量下降时，不但无法通过自身禀赋生产出足够多的食品，也无力通过贸易获取食品 。最后一个关于孟加拉国饥荒的案例又把目光集中到交换权利之上，指出对于那些劳动力在其资源禀赋组合中占最重要部分的人，当真正意义上的灾难到来导致资源禀赋中包含足够的食品的人（如农民）的资源禀赋受到极大影响以至于无法生产超过维持其自身生存所需要量的食物时，他们就缺乏足够的能力获得食物；与此同时，孟加拉政府设置的地区贸易障碍更导致拥有充裕粮食供给地区与缺乏粮食的地区无法展开自由贸易，这更加剧了相对的贫困 。
虽然这些饥荒都可以说是食品权利遭到破坏的结果，但破坏食品权利的原因则是多种多样的。在孟加拉的两个案例中，明显的特征是缺乏平等的社会政策和市场自由。也许有人就要建议修正本文第一句话中的断言。但我认为，说阿玛蒂亚•森反对自由至上主义，并不意味着说他反对市场自由。相反，他对一个有限制的、存在于基本正义的法律之下的市场基本上持积极态度 。他只是希望告诉读者，自由市场有不同的面孔，有些好，有些不好。正如社会保障的提供，平等地对待公民的社会保障可以让他们摆脱死亡的阴影，而仅仅对某些人进行补贴的政策，往往令事情变得更糟（比如第一个案例中的孟加拉政府）。
让我们再回顾一下决定人交换权利映射的五个因素。在这些因素中，只有社会保障是与一个人具体由怎样的禀赋组合无关的。自然界或者人类社会任何一点变动，都有可能让一个人所依赖的禀赋不具有市场价值，从而无法保证他获得最基本的食物权利。那么，社会保障就成了唯一一个让个人把自己的命运与社会总体收入相联系，并让后者保证其生存的措施。这样，森实际上是要说：即便自由市场能够实现繁荣，也只有通过不那么自由的制度，才能保证社会成员的生存。而回想我们所知道的右派理论，他们总是不厌其烦地反对各种社会保障制度，无论是从其可欲性还是可能性。我们从这个线索往下追踪，就不难发现森的真正意图——隐藏在对FAD的攻击背后的对自由至上主义的批评。
三、森的意图：“权利路径”对自由至上主义的批评
如上所述，权利路径要对饥荒的发生进行恰当解释。然而，如果我们更加有好奇心，就不会满足于这个结论，而是要看看森通过这个理论揭示了一个什么样的政治哲学思考。从表面上看，阿玛蒂亚•森在书中把自己的对手定位为解释饥荒的FAD理论，因为他处处将自己提出的权利路径与FAD进行对比。但细心的读者不会不去进一步发掘这一对立的深层涵义。如果饥荒的原因是FAD理论，合乎逻辑的做法是讨论什么政策能有效地增加食物供给。则传统、而且至今仍然占据优势地位的经济理论会主张自由市场是实现繁荣的必由之路。这一被归功于亚当•斯密的伟大传统无论在经济还是政治理论领域都占据着几乎是无可动摇的地位 。作为多种多样的右翼理论中的一种，自由至上主义和其他右翼理论一样，都强烈地反对采用税收等手段干预市场自由。但它相信自由市场从本质上来说是正义的，这是区别于其他自由市场的支持者的判断 。虽然森确实曾经基于“阿罗不可能定理”得出了“自由悖论”，认为在个人拥有绝对行动自由的情况下，可能无法通过自愿合作实现帕累托最优 。但这个对手对于他来说仍然过于强大，以至于他能提出质疑的只是自由至上主义（Libertarianism）的另一个教条：人能够通过自愿合作实现普遍幸福。这一教条被FAD理论所隐约地表达——既然该理论指出饥荒的原因是食物供给不足，那么它也就会坚持只要食物供给充足，自由市场就能够保证饥荒不会发生。那么，森攻击了FAD，也就同时攻击了自由至上主义。
不过，需要提醒读者的是，攻击自由至上主义和攻击自由市场是两回事，森不是说自由市场将阻碍争议，而是说仅仅有自由市场是远远不够的。
森间接地告诉我们，自由至上主义的问题出在自由市场的支持者所坚持的那种集中于所有权绝对保护的消极自由观不足以实现他们声称要保护的“自我所有权” 。但我们随即发现他在第一个案例讨论的恰是一个管制随处可见、政府行为和公共支出膨胀的地区 。根据森的分析，孟加拉大饥荒的原因当然有投机商人的囤积导致的价格上扬，但这次造成了200万到400万人丧生的灾难同样可以归咎于政府不平等的价格补贴。补贴的不平等让一些人能够在粮价上涨的同时维系其生活质量，另一些人则不能。那么我们便从作者最概括的命题上前进了一步：饥荒产生于突如其来的权利失败，而权利失败的核心表现为个人之间食物权利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让处于劣势的人无法面对价格的相对上涨。这样一来，我们发现，只要不能保障人事五权利的平等，市场自由与否、是法治还是专制在饥荒这个问题上就没有什么区别了。
回想一些已经让自由至上主义者强烈反对的结论：人仅仅有得到食物的法律自由还不够，避免饥荒需要我们同样需要能够得到食物的物质能力；一个政体只有在实施了必要的措施以保障人们取得食物的基本物质能力的时候，才能说是正义的；最后，正义的政体应该让人成为自己的主人，而不仅仅是不受别人干涉。这已经是伯林所说的那种积极自由了 ，而自由至上主义者无疑会对此感到烦恼，因为他们担心这样会摧毁经济繁荣、导致暴政，并最终把人做自己的主人这个梦想变成做别人的主人的实践。而森并没有在这里停止他的步伐。他一定要进一步指出，最恰当的平等形式，一定是基本能力（capability）的平等。在他的政治哲学中，“平等待人”意味着让人“有能力去做一些特定的基本事情” 。这样，森便彻底背叛了他那个时代的正统经济学强调形式平等、强调个人对自己的判断负责、强调通过个人自由地进行选择而实现繁荣的一个又一个教条。尽管他没有直抒胸臆，但我们几乎已经读出了他的宣言：人的幸福，需要通过自由来实现，但只有保证了他基本的完成某些工作、实现某些目标能力——尽管他也承认要列举这些能力非常困难，他才能自由。
四、一个批判与其反驳
有些学者向森的理论提出质疑。新德里经济增长研究所的达思古普塔（A. K. Dasgupta）教授便提出，既然森教授自己都承认除了劳动力之外没有什么可以出卖的工人阶级缺乏“不依赖贸易的保障”，从而更容易遭受饥荒的侵袭 ，为什么欧洲国家的工业人口在18和19世纪前期没有经历比16、17世纪更大规模的饥荒呢？ 他的观点是，依据阿玛蒂亚•森的理论，在工业人口增加迅速而国家统一提供的社会保障尚未建立的时候，饥荒更有可能发生。弗里德曼的解释是，私人慈善事业恰是产生于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国家的介入反而让私人慈善活动急剧下降 。这样社会福利的总供给不必然随着国家的介入而有所增长。
但是弗里德曼的分析有所混淆。私人福利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增长发生在一个由小而且成员之间联系密切的社区所组成的社会中，这个社会的私人慈善传统保证了随着工业发展积累的财富可以流向低收入者。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发展了的资本主义经济带来了一个流动性更大、更多样化的社会。私人慈善在这个社会中已经不足以保护个人对抗工业社会和商品经济中的风险，国家的社会保障才更成为必须的。森则给出了三个既不存在私人慈善传统，又没有建立起国家提供的社会福利的地区作为例子，向我们展示这些地区在并非前所未有的灾荒面前时多么脆弱。森还从正面挑明了他对社会福利的见解：“成功地避免了饥荒发生，靠的不是英国人的平均高收入，也不是美国人的普遍富裕，而是由其社会保障系统所提供保证的最低限度的交换权利。” 他旋即缄默不语，没有再提到西方国家。但这一次已经足够。那些被奉为自由市场典范的国家，恰是因为其看上去不是那么自由的制度，来保存成员的生命的。相反，那些完全移植了自由市场的亚非国家，却无法像一些理论家想象的那样，仅仅靠“无形的手”来实现普遍幸福。
所以，森有足够的理由认为，无论对于哪个社会，国家都有义务提供社会保障，确保个人获得他所说的“基础能力”。这样，他也就证明了社会保障的必要性。而且，他的政策建议分散在各个个别的案例之中，而避免普遍化，以防丧失学术上的严谨。这些建议既有对更细致地研究最贫困人口的经济地位的研究和对他们获取食物的能力的持续关注的诉求，又有对建立一个对食物紧张敏感的保障系统的要求 。政策制定者尚应该检讨现有政策以及未来的方向是否增加了某些群体暴露于食物权利崩溃的风险。孟加拉饥荒中的打谷者和埃塞俄比亚饥荒中因为牧地的商业化使用遭受不幸的牧民都是显著的例子。与此相反，森对社会保障系统的急切要求却被如此明确地提出来。由此我们也可以明了，森对他在这方面理由的充分性信心十足。
五、森的启发意义
在一个推崇自由市场的思潮占据主流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时代，在一个对极权国家和缺少选择的自由有着极其深刻而痛苦的记忆的国家，提倡森的实质自由、积极自由和生存权，需要冒很大的风险。那些籍“生存权”之名犯下的罪恶，我们仍历历在目。可这并不代表我们不能去反思一个国家建立某种形式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根基到底何在。和弗里德曼一样，森不把经济总量、社会稳定、国家利益看得很高，他们更关心的是个人如何能够实现真正的尊严和自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的理论虽然看上去格格不入，其实质却都是个人主义的，虽然并不是说仅仅有一种哲学能够恰当地作为社会保障事业正当性论证的论据。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似乎更加应该反思，用经济总量、社会稳定、国家利益或者旁的什么非个人主义的论据来证立社会保障，到底成不成功。我们仍能回忆起森的第一个案例，在那里，孟加拉的社会保障正是依据“战时需求”建立起来的，从而导致了如此巨大的死亡。
而在社会保障原则方面，森旌旗鲜明地主张一种平等保护的社会保障制度。这是我们更应该反思的。目前中国，城乡分离已经带来许许多多问题，其中在社会保障上，便是大量农村户籍人口无法享受城市人口所能享受到的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变成一项特权。我们当然可以认为，农村有其以家庭为单位的保障体系。但我们同时应当承认，这种家庭为单位的保障体系同样不足以在某地农业产量衰退的时候抵御农民食物权利的崩溃。更何况，医疗保障等服务，本来便不是家庭保障体系能够提供的。笼统地谈社会保障的好与坏实际是不怎么负责的一种做法，因为社会保障制度本身也有正义的和非正义的。不能对公民实施平等保护、有意让一部分人的基础能力大大落后于另一部分人的社会保障，其实无异于对不利者的又一次盘剥。
“阿玛蒂亚”是“不朽”的意思，他却关心那些在饥荒中的逝去者。如果我们不能理解他关于饥荒的理论的真实意图，如果我们不能领会他政策建议里的精华，我们就不能理解他思想之深邃，目光之透彻，心灵之高尚。 我总有这样一个感觉：经济学家谈政治，往往一击即中；而政治学家谈经济，往往吃力不讨好。
自由至上主义离无政府主义一步之遥。这一步就在于自由至上主义者有限承认政府存在的合法性，如果政府不能给饥馑线下的人提供生存保障，那么根本不需要一个政府。
“自由至上主义和其他右翼理论一样，都强烈地反对采用税收等手段干预市场自由”这句话应该怎么理解？是说反对征税呢，还是说反对以税收做为市场的调控工具？如果楼主说森是在“迎击根深蒂固的自由至上主义”，他到底迎击了谁的什么观点呢？击倒了FAD，真的就等同于击倒了“自由至上主义”？
虽然我并不认同Libertarianism，但是在我看来，森在孟加拉、埃塞俄比亚、撒哈拉这种地方进行的实证研究，得出FEE的结论，对所谓的“自由至上主义”并没什么杀伤力。
另外，森避而不谈的问题是，这些发生饥荒的地区是不是由几家有政府背景的大粮商垄断了粮食经销权？饥荒是因为囤积，而囤积又是因为什么呢？ 严肃的经济学家需要自持，不要四处出击，把所有的社会学问题都用经济学方法来研究。
“自由至上主义和其他右翼理论一样，都强烈地反对采用税收等手段干预市场自由”这句话的重点在于他们反对干预市场自由。
我有一个脚注，没有体现在网络的文字里，补充一下：
人们一般把格拉斯哥大学道德哲学教授亚当•斯密或者他的前辈孟德维尔称作自由市场理论的先驱，认为他们真正启发了一个解决“如何令目标不同的自私的人实现公共利益”这一问题的智识传统。然窃以为，在孟氏的《私人的恶，公共的善——蜜蜂的寓言》（Private Evil, Public Good: the fold of bees）一书中，这个问题仅仅是被绕了过去，而没有得到坦诚的解答。类似地，斯密氏的《国富论》中充斥着大量的道德原则，这些道德原则对于“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发挥作用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础。它们只不过是因为斯密写作风格的含混和冗长，而没有被人们记住。因此，谁是自由放任主义的首倡者有待进一步商榷。这个讨论与本文主题并无必然联系，故不再深入，而仅仅指出，如果说亚当•斯密为看不见的手设定的道德基础的存在在西方世界是毋庸置疑的话，继受——而不是自生出——自由市场制度的后发国家，理应首先检讨该制度功能实现良好的社会基础是否存在。
威尔•金里卡教授区分三种支持自由市场的三种理由。第一种认为自由市场有利于实现某种（通常是经济效益）最大化；第二种认为资本主义能把暴政的危险降到最小；第三种主张市场自由是唯一能够保证人的权利不被侵犯的制度。前两种理由都是从工具理性的角度赞成自由市场的，而最后一种则对其本质的正义性做出了肯定判断。金里卡教授把“自由至上主义”局限于最后一个论证，窃以为切中肯綮，故于本文予以沿袭。见[加]威尔•金里卡：当代政治哲学，刘莘译，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03年，第185-190页；值得一提的是米尔顿•弗里德曼教授的《资本主义与自由》同时展示了这三种理由，可谓右翼理论集大成者，见[美]米尔顿•弗里德曼著：资本主义与自由[M]，张瑞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 终于熬到下班，可以慢慢地欣赏楼主的文章了，呵呵。
如果说“不能对公民实施平等保护、有意让一部分人的基础能力大大落后于另一部分人的社会保障，其实无异于对不利者的又一次盘剥”，那么我们是否可以退一步设想：与其如此，还不如搞低税收、低福利？
在中国古代，政府并未承担多少社会保障，甚至连起码的公共设施建设都由民间独立完成，但发生饥荒时，政府却也不像今天的政府那样，竭力阻挠民间自发的救助活动。这是否可以解释古代在和平时期为何不会发生三年困难时期一类的事情？此文在讨论个体自由与社会保障的关系时，始终把后者的实施主体定位为政府，而忽略了隐形的主体——民间自救行为。我们是否可以进一步设想：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政府了，世界上发生大饥荒的概率会不会有所降低？
看完了全文，我觉得作者似乎并未解答一开始就引出的那个问题：“同样是处于贫困线下的人，为什么承受饥荒痛苦的程度如此不同，而且独立于其收入”？
一点附会的浅见，让楼主见笑了，但一样期待楼主的回复。 森很注重“基础能力”这个概念。我觉得他认为如果普遍的低福利可以保障基础能力的取得，那就没有必要搞高福利。福利高不高不是问题，是否足够平等和能否保障基础能力才是问题。
一开始提出的问题，森的答案也正是：平等地保障了基础能力的公权力行使并不存在于这些发生了饥荒的地区。 [quote]原帖由 [i]养狗的人[/i] 于 2008-7-25 10:03 发表 [url=http://bbs.canghai.org/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2657408&ptid=169249][img]http://bbs.canghai.org/images/common/back.gif[/img][/url]
森很注重“基础能力”这个概念。我觉得他认为如果普遍的低福利可以保障基础能力的取得，那就没有必要搞高福利。福利高不高不是问题，是否足够平等和能否保障基础能力才是问题。
一开始提出的问题，森的答案也正是： ... [/quote]
NOD。那说明我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出现了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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