飚狼书记（五）在小月河边追寻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代贺法天下创立两周年
飚狼书记（五）在小月河边追寻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代贺法天下创立两周年
上回说道，我与小家伙在北大风入松书店购得王名扬先生《比较行政法》一书，转眼已近半年。这半年中：考博、写论文、硕士毕业……如此种种，不免使我年轻而难免脆弱的心时常处于一种宁静与烦躁的紧张之中。在这种心态之下，偶尔去书店也只能算是匆匆的停留，自然很难有自由的思绪。倒是今日傍晚的一次意外的收获，使我又重获那久违的意蕴。
（一）
晚饭后，小家伙提议去小月河散步，我欣然答应。去小月河要经过一地下通道，一老大爷天天在此卖旧书，小家伙经常在他那里买些期刊。今天路过时，我也照例随意看了看。不看不知道，一看着实吃了一惊。书摊上有一本《张奚若文集》，尽管我对张奚若先生（1889——1973）的了解只是停留在很肤浅的“二十世纪政治学学者”这一点上，但我还是情不自禁地阅读了书的目录，仅看了目录第一页，我就决定买下了。该书收入了张先生《社约论考》（1920）、《希腊政论——柏拉图及其前辈》（1920）[1]、《主权论》（1925）、《自然法观念之演进》（1930）、《卢梭与人权》（1930）、《法国人权宣言的来源问题》（1931——1932）等重要文章以及与胡适、梅贻琦等人的通信若干。我一向好自然法研习，面对二十世纪上半叶如此一重要学者，怎能放过？[2]该书由清华大学出版社于19爱生活爱沧海出版，若从时间上讲，该书在各图书馆并不难寻得，甚至在一些书店亦应可见。但该书封一上用钢笔书写的内容着实大大让我吓了一跳，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为求完整、亦欲求教于诸君，特将内容全文录下，以备考证：
“楊老惠存：
中國人民慶祝張奚若先生誕辰
一百零伍周年纪念活動筹備工作委員會
1993.12.
蔣南翔 孫越崎 盧嘉錫 錢端升[3] 吴惟誠 李子久
梁漱溟 金岳霖 謝冰心 王炳南 吴道弘 李羅蘭
茅以升[4] 陳翰笙 許孟雄 王 拓 巴 金 李 （此人单名、其名笔者暂难识别，特记）
鄭華熾 陳岱孫 鄧家棟 王大中 曹 禺 李宏經
王正之 施嘉煬 張致祥 王路賓 歐陽山尊 李 凡
賀敬之 錢偉長 錢三强 王學珍 王金璐 李賦寧 等”
我相信，任何一个对二十世纪中国学术稍有了解的人，都会知道这份名单中的大多数人，更会为上引全文的内容（下文描述此全文内容时，简称“全文”）而震惊。而之于刚刚开始研习之路的我，看到它时则兴奋地大声惊呼，以至于激情超越了判断。
然而，一旦冷静下来，便会发现“全文”中存在非常明显的问题。为论述方便，笔者把“全文”分为“赠款”和“名单”两部分。该两部分均为黑色墨水所写，依笔者肉眼判断：两部分字迹相同，应为同一人一气呵成。这两个判断如果成立，[5]其逻辑结论就是：蒋南翔等人在1993年12月赠与了“杨老”《张奚若文集》一书。其实，要得出这一结论，还需要一限制性假设，即“全文”内容描述了历史上所发生的一件事（也即蒋南翔等人赠书一事），而非有人信手随笔。在下文对这两个判断和一个假设提出质疑之前，它们均有效。
最大的问题是：在送书的人中，有很多人已在1993年前逝世，甚至有些人已在19爱生活爱沧海即张奚若诞辰一百周年前逝世，如蒋南翔（1913一1988）、梁漱溟（1893—1988）、金岳霖(1896—1984)、 王炳南(1908—1988)等人。很显然，他们本人是绝对不可能在1993年赠与“杨老”一书的。如果还要坚持上述结论，就必须寻找新的解释：是不是有人在1993年11月以“中国人民庆祝张奚若先生诞辰一百零五周年纪念活动筹备工作委员会”的名义送给了“杨老”《张奚若文集》？我遂在网上搜索诸如“中国人民庆祝张奚若先生诞辰一百零五周年纪念活动筹备工作委员会”、“庆祝张奚若先生诞辰一百零五周年”等内容，均无任何结果。当然，网上没有不等于不存在。如果1993年真有庆祝活动，那时互联网在中国并不发达，网上没有也很正常。但是，纵使有人真的在1993年11月以“中国人民庆祝张奚若先生诞辰一百零五周年纪念活动筹备工作委员会”的名义送给了“杨老”《张奚若文集》，那为何要在“赠款”之后加上“名单”呢？此人与“名单”中人又是何种关系呢？而这“杨老”又会是谁呢？
不论赠书者与“名单”是何关系，如果要坚持“赠款”与“名单”之间的联系，就可依“全文”内容推出：蒋南翔等人组成了一个“中国人民庆祝张奚若先生诞辰一百零五周年纪念活动筹备工作委员会”。这种“赠款”与“名单”的关系通过“李赋宁”后面的“等”字表现得尤其明显。既然“名单”中有人已于1993年前逝世，那就可能是逝者在生前就参加了这一委员会。但如果是这样，新的问题又产生了。上文已指出，蒋南翔、梁漱溟等人在19爱生活爱沧海前就已逝世，他们有可能参加庆祝张奚若诞辰一百周年的筹委会，但绝不可能参加庆祝张奚若诞辰一百零五周年的筹委会。何况《张奚若文集》本身就是为纪念张先生诞辰一百周年而编，赠书人为何不在19爱生活爱沧海就赠与“杨老”，而在1993年赠与他（或她）呢？可见，“赠款”与“名单”之间是无法建立内容上的联系的。
“赠款”与“名单”间内容上的联系被否定了，但可以建立形式上的联系，即“名单”系赠书人基于别的目的所写，至于目的为何，我们就不得而知了。这样看似能使“赠款”单独成立其历史意义的真实性，但这需要进一步查明是否真有“庆祝张奚若先生诞辰一百零五周年”之类的活动；而且在“庆祝张奚若先生诞辰一百零五周年纪念活动筹备工作委员会”之前加上“中国人民”的作法，似乎也不符合对同类机构命名的惯例。
当然，迄今为止笔者掌握的证据表明，1994年并无大规模的庆祝张奚若先生诞辰一百零五周年的活动，更不用说什么筹委会了。如果历史上确无此事，则“赠款”的内容也不足为信了。那么，为何有人会“伪造”这一“赠款”乃至于整个“全文”呢？其目的又何在？
是为了有意让本书进入市场，利用外行人的无知提高价值？非也，“名单”中的人几乎都与张先生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且市场上有意购买该书者必应对学术稍知一二，“全文”中众多的逻辑矛盾不会是有意“伪造”者所为，更不用说我只花了6元钱就从老大爷处购得该书。抑或是一个无聊的人，做了一件无聊的事，信手写了一些毫无历史意义与内在关联的文字，让我这个爱钻牛角尖的傻书生花了若干时间，去进行了一次“无聊”的思想旅行？也不成立。这封一上工整的字体显然不是随意就能为之。如果真是“伪造”，我宁愿认为“伪造”者之所以要做这么一件按常理而言非常无聊的事，是出于某种特殊的原因；只是因为历史尘埃的积淀，笔者暂时不能寻得一种有说服力的解释罢了。
若要尝试去寻找某种可能的解释，笔者认为还是要从执笔者的身份出发。依其与“名单”的关系为准，可以将执笔者的身份分为“名单”中人或“名单”外人。先说前者，即如果执笔者正是“名单”中的一人的话，我偏向于他是“名单”中的最后一人李赋宁先生，这不但是因为李先生基于执笔人的谦让传统，将自己的名字置于最后；而且还因为以下两点原因。第一、“全文”字体应为老年人所为，且有部分繁体字。“全文”字迹工整有余、刚劲不足，间或有弯曲之感，不像是体力充沛的年轻人所为。而李赋宁先生（1917— 2004）在1993年76岁，符合执笔人为老年人的推测。第二、《张奚若文集》除收入张先生本人的著作外，还收入了张先生生前友生的怀念文章若干。这其中，“名单”中有两人写了文章，一为陈翰笙先生（1897—2004），二为李赋宁先生。陈先生撰《刚直不阿的张奚若》一文（写作时间不详，但应早于19爱生活爱沧海），李先生撰《怀念张奚若先生和夫人杨景仁女士》一文（1988年8月写于北京大学）。从二人与张先生的关系以及“名单”的排名顺序来看，如“全文”的执笔者为他们之中一人，则李先生的可能性较大。可惜二位老先生均于2004年逝世，暂时无法考证其笔迹了。
当然，如果执笔者并非“名单”中人、而是“名单”外人，甚至如果执笔者不是一个老年人、而是一个年轻人；那么，执笔者“伪造”全文的目的何在？尽管前文已经指出了“全文”若干细节的瑕疵，但从“名单”来看，执笔者非常熟悉张先生的交友圈，甚至从本文注3、注4对“名单”中两个“升”字写法的说明来看，执笔者对“名单”中人的签名习惯也非常熟悉。在“名单”中，除了笔者目前尚不能查明其身份以及虽能查明其身份、但不能查明其与张奚若先生的关系的以外，可以明确的是：蒋南翔是1952年院系调整后清华大学第一位校长，尽管张先生在院系调整后不再任清华大学教授，但二人认识是理所当然之事；吴惟诚是西南联合大学政治学系1943年的毕业生，而张先生则一直任西南联合大学政治学教授；钱端升、金岳霖、郑华炽、陈岱孙、施嘉炀、钱伟长等人是张先生西南联大时期的同事；至于陈翰笙、李赋宁二人与张先生的关系，他们自己已经在前述文章中说得很清楚了。因此，即使“全文”的“伪造”者系年轻人，此人对张先生也是相当了解。问题还是老问题：“伪造”行为的目的何在？
一次意外的购书经历、一本厚重的学者文集、一页难解的历史话语，竟引出我这一串是耶非耶的复杂胸臆，真是“满纸糊涂言，谁解其中味”。
（二）
却说我从老大爷处购得《张奚若文集》，刚要转身离去，无意间瞥见书摊上离原搁该书不远处有一本姚杉尔写的《中国百名大右派》。如果说我翻开《张奚若文集》前心情还是平静的，那么《中国百名大右派》一映入我的眼帘就强烈刺激了我已经兴奋的神经。之所以这种感觉，是因为我知道《中国百名大右派》一书中有专门撰写北京政法学院首任院长钱端升先生的篇章。北京政法学院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前身，其首任院长的“右派”遭遇对一个已有八年校龄的法大人而言，其吸引力自然是毋庸讳言的。
其实，我最早知道《中国百名大右派》中有对钱先生遭遇的描述，是在舒国滢教授为致贺中国政法大学校报400期而写的《大学 到底意味着什么》一文中。为建构后来者“对法大辉煌历史及美丽景致的想象”，舒教授抄录了姚杉尔先生《中国百名大右派》中《钱端升· “法学界右派首脑”》一文对北京政法学院校园的描述。舒教授显然很欣赏姚先生这段文字，在其近作《有一所大学叫政法》中，再次引用了这段文字。我曾不避转引之嫌，在拙文《法大断想》中也引用了它：
“一过路口，钱端升便望见了学校的主楼。此刻，它分外醒目。夕阳的余辉替它细细地描上了重彩，近旁那些寂寞了一冬的高大乔木已披绿成荫，它越发显得壮丽、典雅……汽车缓缓向前行驶，钱端升静静地欣赏着这辉煌的夕阳胜景。他突然觉得这景色似曾相识，努力搜寻着记忆里的每一角落。虽说已是夏日，这景色却只相宜于故乡松江的暮春时节。松江的暮春晚景更有几分‘落霞与孤鹜齐飞’味道，那有这般绚烂、壮观？这不是泰晤士河畔的夕阳胜景么？一样的辉煌、一样的壮丽……他觉得这里似乎又缺点什么。记得那日自己是站在伦敦经济学院的一间阳台上欣赏晚霞的，那简直就是一幅绝妙的风景画！那如画的风景里充溢着一种学府所特有的肃穆、凝重。对了，那正是这里所不具备的。”[6]
也许正是因为北京政法学院缺少了“一种学府所特有的肃穆、凝重”，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它才更加远离其追求真理的目标，加速地沦落为一个非学术性的培训“枪杆子刀把子”的机构。在那里，真理的本质被歪曲，“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的含义被蓄意误解；卑鄙的行为获得最高的合法性，人格分裂的知识分子竞相披上意识形态的新衣。
钱端升也曾试图竭力跟上新时代的步伐，但他最终失败了。他倒在了新朋旧友的面前，倒在了政治的欺凌与学术的中断之间 … …
（三）
在某种意义上说，第三部分的写作与原计划有了较大的出入，由此我不得不说明：本文第一、二部分写于今年六月间，而第三部分写于今年十二月。这不仅仅是一种时间上的差异，而是因为六月份时，我试图在张奚若与钱端升学术思想与生平命运中寻找到某种可比性，以此辉映本文“寻找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这一主题。遗憾的是：尽管二位先生有着很多相似性——譬如同为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著名政治学家、同为西南联大教授、同在1945年10月1日与西南联大另外八名教授一起联名为国共和谈致电蒋介石、毛泽东，要求停止内战和实现国内和平民主等等——但是，由于学识和兴趣所限，我终究没有找到可以让我系统发挥之处，所以这篇书记就一直存在我的电脑中。
现在我之所以愿意将它发表，并不是因为我已经找到了可比之处与可写之处，而是因为我愿意将其作为法天下两周年的庆贺文章，与诸君一同追寻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
我毫不掩饰自己对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学术传统与人格命运的兴趣，这种兴趣在我大学本科时代就已经有所表现，来到小月河边的研究生院后，这种兴趣与日俱增，它与我读书的兴趣、交友的兴趣融会到一起，慢慢形成我的生活方式。而在硕士毕业前夕在小月河边的这一次购书经历，使诸多感受（它们是对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感伤、由于对知识分子史的热爱与对书的痴迷而导致的本文第一部分对“全文”繁琐的推理、临近毕业时对兄弟们的依依不舍、以及我由来已久的对法大之爱）在心中交流激荡，于是就有了这篇书记。
六月份时我是这样想的，我要在硕士毕业时写一篇文章，献给我的法大和行将分别的兄弟们，只是由于前已述及的原因，这篇文章迟至今日才发表。其实，我与兄弟们又何曾分别？法天下正是我们相会的舞台，在此我不得不提及它的两个主力——卡卡鱼和京兰客。作为我的硕士同窗，我们一起度过了三年小月河畔的时光；同时，我们又同为法律人，他们在创立法天下时也正是抱持着天下为公的社会责任感，这种责任感正是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法律人所最需要的。
面对历史，我们有着太多的惭愧与不足，这是因为由于深刻的历史原因，我们确实面临着重建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重任。只有有了牢固的知识分子精神，法律人的社会责任才有坚实的精神根基。因此，我愿意将这篇文章作为法天下二周年的贺文，与诸君一起追求中国知识分子的伟大传统，一起追求二十一世纪中国法律人的社会责任感与公民意识。只是这种追求不必停留于小月河边，亦不必局限于张奚若和钱端升，她弥漫于网络世界和知识王国，在寻找中国知识分子伟大传统的同时，也感悟着法治天下的中华印迹。
飚狼
2007年12月7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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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该文系张先生为巴克《希腊政论——柏拉图及其前辈》一书写的书评，原刊在于1920年8月在北京出版的《政治学报》第1卷第2期上。而该书的中译本迟至2003年才出版（卢华萍译，吉林人民出版社）。
[2] 王哲教授在《五十年来我国“西方法律思想史”学科的创建和发展》一文中，将张奚若先生在20世纪30——40年代在清华大学讲授西方政治思想史视为西方法律思想史学科在中国的萌芽；而在王进文整理的“自然法研究中文文献索引”中，在“民国部分”为数不多的八篇中，张奚若先生就有两篇，其他六篇分别为六人所写，参见西方法律思想史研究会编：《自然法：古典与现代》，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页360，页367—368。
[3] 此处“升”为简体，据舒国滢教授、陈夏红先生语我，钱老在民国时期就一直用“升”的简体字，不用繁体字。
[4] 此处“升”为繁体，但word的拼音输入法无法表示，基于对文本的尊重和与注3相对比的考虑，特此说明。
[5] 笔者是通过字色和字迹得出上述结论的，这也符合人的一般认识规律；但正如下文将指出的那样，这一结论却是大有疑问的。
[6] 姚杉尔：《中国百名大右派》，朝华出版社，1993年版，第319——320页。
本文原载法天下网。
[[i] 本帖最后由 飚狼 于 2007-12-9 15:46 编辑 [/i]] 飙狼兄好。上次匆匆一别又好久没见了。 [quote]原帖由 [i]包工头楚望台[/i] 于 2007-12-9 23:25 发表 [url=http://bbs.canghai.org/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2180891&ptid=137690][img]http://bbs.canghai.org/images/common/back.gif[/img][/url]
飙狼兄好。上次匆匆一别又好久没见了。 [/quote]
纯粹灌水，鄙视一下。
飙狼兄，第一部分那个问题，我倒觉得不必着急搞清楚，或许有一天，碰上点其他资料，无论提示、证真或者证伪，一下子就豁然开朗了呢。 这个帖子里面“爱生活爱沧海”字样好多。我给大家翻译一下，这里的爱生活爱沧海基本上都是指1 9 8 9年，这本书的出版时间。如此敏感，真是匪夷所思，科学技术有时候很靠不住。 呵呵，楚望台兄好，相信后会有期！多保重！ 夏红兄说得对，还是寄希望于时间吧。其实，我有一种猜测，但现在还不是公布的时候，这种猜测确实也比较离奇，在文中我倒有这段话：“我宁愿认为‘伪造’者之所以要做这么一件按常理而言非常无聊的事，是出于某种特殊的原因；只是因为历史尘埃的积淀，笔者暂时不能寻得一种有说服力的解释罢了。”
[[i] 本帖最后由 飚狼 于 2007-12-10 19:25 编辑 [/i]] 考证很多时候是件极有趣的事情，哥们的兴趣于是被你勾起来廖
另，小家伙 这词好不旖旎，兄弟你很有手段啊
年终之时，回忆颇多，咱有一年没喝酒啦，啥时组织下，把文子，w旭，小马等都约齐了？ 想起了考据学，应该有区别吧 一九八九（有问题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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