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的中国》读后—— 历史与反思
中国有着几千年历史的悠久的文明，这是中国的骄傲；然而中国却没有在悠久的物质文化文明的基础上产生出近代的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也没有建立一个民主法制的民族国家，尤其是在与欧美国家的对比下，中国的“落后”是太多方面的，差距也太大。在遭受了一次又一次的列强凌辱后，中国人开始更深刻的反思自己的历史，寻求中西差距以及这种差距的根源所在，然而这种努力却多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因为由于种种原因他们或者以西欧为中心，或者以中国为中心，由于存在种种的先见或者说偏见，他们得出的结论往往流于极端。当然，在两个极端或者两种倾向性中，以欧美为中心、对中国传统深入揭露的居多，甚至在五四运动后成为主流。反思没有错，揭露也没有，即便存在种种偏见。而问题在于，这是否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事实？这种反思所得出的结论是否能够解决中国在当前或当时所面临的问题？
中国和欧洲有着各自独立的并且迥异的发展轨迹，这一点不难得到普遍接受。但大多数人在面对各种具体问题时又往往走不出西方的阴影（比如很多人认为中国很早就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如果没有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的摧残，中国一定会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快车）。得出一些偏执的结论固然有着种种的历史和现实原因，但它毕竟反映了中国人要求富强的迫切心态；同时我们又不能不对此种反思、探索持谨慎的欢迎态度，毕竟这种努力不是足够的客观、深刻，它存在着太多的遮蔽。
为了正确地认识历史和解决现实问题，我们需要寻求新的出路。
《转变的中国》一书从比较的视角，用中西比较史学的研究方法突破了长期支配这一研究领域的西欧中心主义——虽然这未必是作者的首创。作者提出，要超越欧洲中心论，首先应当回到欧洲，应当将欧洲民族国家形成与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实际发生情况作为历史过程而非抽象的理论模式，认真进行讨论。欧洲的发展模式并非可普遍化的抽象理论，但这并不否定它作为历史事实和一种模式的比较价值。
为了避免流于两种明显的倾向性，作者采用了双轨制的讨论来揭示中、欧的相似性与内在差异。
一、经济变化
在第一章中，作者运用这种方法探讨了斯密型动力在中西方的影响的同异。近代早期欧洲经济发展的动力可用斯密型动力概括，即经济发展的动力是劳动分工及专业化所带来的较高生产率，但它受制于人口的节奏以及难以预见的收成波动。当然，斯密所讨论的经济发展建立在农业经济的基础上，有别于现代意义上的经济。15、16世纪的欧洲，斯密型动力促进了金融经济、远程贸易的发展，但在农业收成、人口增减的影响下，经济持久波动。在16到19世纪的中国，斯密型动力发挥着类似的作用，这种影响在长江流域经济较发达地区极为明显，在中国不同地域也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
通过大量的史料和研究成果，作者揭示：无论是在早期的欧洲农业经济还是在明清时期的中国农业经济，都为那些与斯密与马尔萨斯的学说所揭示的积极的力量和消极的力量所支配。中国与欧洲农业收成不保险，生产原料有限的情形同样存在，二者经济都存在着扩展与收缩的周期循环，在斯密型动力的推动下，二者都创造了更大规模的经济——当然斯密型动力不可能导致无限大规模的经济，如果没有新的突破的话。
中国与欧洲所存在的或存在过的类似发展情形并不预示着更多的类似情形将会发生，因为欧洲突破了斯密型动力的限制，而中国则更多的延续了传统。欧洲如何突破和怎样突破斯密型动力的限制，在中国却没有类似情形的发生，作者作了进一步的探讨。作者也谈及两种文化对这种突破的重要意义，而我隐隐觉得这种文化差异可能是更根本性的。
在第二章，作者对近代早期欧洲与明清时期中国发展的动力作了分析。
中国和欧洲都存在着农村工业，但并未同样的走向工业化，为什么？这一结果本身就足以说明传统所认为的中国很早就存在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前提和结论的破产，没有任何充足的证据证明农村工业必然性的导致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根本原因在于农村工业和资本主义工业的动力不同，中国没有摆脱农村工业的动力和阻力，、找到新型的动力取代之，以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工业化；而欧洲农村工业的动力和潜在蕴意则许诺了这种可能性。
先比较一下中、欧农村工业的异同。在欧洲，从事手工业生产的农村家庭并未摆脱农业生产，农村农业发展导致人口的增加，因为农村工业化推翻了稳定的村社秩序。同时分家制度这一社会经济现象导致农场规模零碎化盛行，对农村工业化起了促进作用，因为农村工业提供了劳动机会，可以弥补零碎农场所带来的拮据经济状况。在16到18世纪的中国，与欧洲相仿，纺织业是主要的农村手工业，农村工业也创造了更多的经济机会。然而，与欧洲不同的是，中国并不存在着村社这一人口增长的制度制约，但却存在着大家庭。
从整体上来看，中国与欧洲的农村工业存在着更多相似性，那么是什么导致了欧洲的工业化却没有同样的导致中国的工业化呢？
从欧洲原始工业化的前景的角度看，中国与欧洲存在着太多的相似性，换言之，存在着欧洲原始工业化的动力却并不一定导向19世纪的城市工业化，因为原始工业化与造成19世纪的城市工业化的一系列条件有很大的差别。
在欧洲，原始工业化形成了一个无产阶级，而在中国则没有，中国农村手工业者与土地有着比欧洲手工业者更紧密地联系。这一重要差异部分的由于中国的半无产者是一个极不稳定的群体，具有很强的社会流动性。经济因素使他们拥有的生育机会要低于社会平均水平，现实的文化伦理观念在其中可能扮演了重要角色，不可否认的一个结果是，中国从事手工业的半无产者很难发展、自我再生为一个独立的无产阶级。
由于中国的农村与手工业之间有着紧密联系，农村手工业本身并不能在中国引起任何类型的工业化。
欧洲则不同。欧洲人发现了新大陆，推迟了斯密所说的经济增长极限的到来。同时，如E.A.雷格莱指出的那样：英国之逃脱斯密型增长的内在限制，靠的是世界上史无前例的矿物能源地大开发。欧洲近代农业中资本与劳动生产率之增长，与能源大量使用密不可分，而这并未在中国发生。
重大突破的出现使欧洲转向了一条不同的经济成长道路，与此同时，大量技术变化同时出现，中国与此大相径庭。这可部分的或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中西文化差异。
二、国家形成
作者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民族国家的形成是两大历史变迁的过程，也是近代世界最明显的特征。在讨论完经济的发展后，作者将注意力转向了民族国家的形成问题。
为确切的指出近代国家形成中，国家事实上起了什么作用，以及更为系统地评价晚期中华帝国国家是如何统治中国的，作者提出了中华帝国的生存问题。作者从国家面临的挑战、国家具有的能力和国家承担的义务三个方面对中西作了比较。认为：国家面临的挑战是重建一个农业帝国，而非如欧洲国家那样建立一个与其它政治对手竞争的全新国家；中华晚期帝国政府的财政、组织能力并未与其经济、人口增长保持同步，虽然从普遍的标准看，明清时期的中国国家并不弱于近代早期的欧洲国家；中国国家力求使用精英帮助国家进行统治，中国国家将大众福利置于优先地位，中国的统治是基于道德的意识形态。
中华帝国的统治者很早就依照儒家学说构建社会伦理秩序，在中华帝国内部，统治者将儒家学说制度化，但儒家学说已经突破了制度这一范围，儒家学说在世俗文化中同样已经有着很深的基础，经过历史的发展，儒家学说已经成为一个思想传统，虽然有所损益，但其占主流地位是一直延续的，不可撼动的。
儒家学说有着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积极的入世情怀，儒家学说对现实社会保有很大的关注。晚期中华帝国统治者正是利用这一点，试图建立新儒家的一种社会秩序，这一秩序要求以儒家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地方精英承担必要的责任。在中国，中央集权的国家机构从来没有很成功的深入到底层社会，因为底层社会是一个严格按照血缘关系建立起来的宗族社会，在这一社会中，耆老既是宗族首领，又是事实上的底层社会的统治者，甚至国家机构要想绕过他们去行使统治权都几乎不可能；与此同时，事实上的统治者又需要官方的认可，这样，地方秩序的建立赖于地方官员与地方精英的相互配合，二者都是地方秩序的监护人，而又都不是唯一的监护人。
具体地，地方精英与地方官员承担着促进教育和经济福利的两大任务。二者又都与儒家所提倡的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说教为目的，是谓教养。除了这种形式的教化手段，在很多地方还出现过乡约（即乡村宣讲系统）这种道德灌输制度。除了用伦理道德手段维持社会秩序，国家还辅以保甲制度以维持地方秩序。
虽然地方精英为促进地方福利方面分担了很大的社会责任，但整体而言，国家所应负的社会责任是明显的，在宏观上尤其如此。在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极为紧密，说它难以区分并不为过；而在欧洲国家和社会是相对独立的，甚至是相互对立的。在中国，社会福利是天人感应的政治哲学的内在要求；而在欧洲，社会福利主要由宗教机构负责。中国国家与地方精英/社会精英相互配合以维持或建立儒家社会秩序；而在欧洲，二者关系存在着内在的紧张。
欧洲的市民社会要求一种参与的民主，中央集权化的国家力求扩展力量以面对周边国家的压力，并与精英就权利互相协商。中国的社会精英没有提出来过这样的主张，因为中国的官员和精英对国内秩序有共同的责任，国家和社会之间也因此不可能存在鸿沟。
在太多的方面国家形成所要面对的因素中、欧存在太多的差异，不能以欧洲的标准要求中国，甚至欧洲化的 “近代”本身是不是近代的本身都是成问题的，欧洲不是近代的代名词，中国不是传统的代名词，用空间词汇表达有价值倾向的判断是很成问题的。
三、中国到底怎么了？
在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的认识往往偏离事实，至于为什么如此发生，更少有人去探究。
问题可能不是发生在中国。
从经济变化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欧洲对斯密型动力的突破得益于新大陆的发现和矿物能源的大量使用、技术的大量出现。中国在以上方面都是延续了传统，而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对传统的突破。延续传统和突破传统那个更正常？尤其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答案会不会有什么不同？
我们以中华五千年文明传统引以为自豪，却又对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有着深切的痛恨，难道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在20世纪初，辜鸿铭就提出，中国儒家文明是解决世界问题（而这些问题都是那些所谓的西方文明国家给人类带来的）的出路；而21世纪的国人在延续着——机械的延续着所谓新文化运动的传统，怎能不说悲哀？！
20世纪70年代以来，继日本之后，台湾、香港、韩国、新加坡经济腾飞，吸引了全球的目光。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地区都有着很深厚的儒家/儒教传统，试问，儒家学说和所谓现代文明果真格格不入吗？答案恐怕没有看起来那么简单。
很多问题，不要匆于下结论。你真的有过深入的反思吗？你真的有着深切的体悟吗？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不过说成文我就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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