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政治学兴则国治国兴
政治学兴则国治国兴——孙宏云著《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展开：清华政治学的早期发展》初读
[b]陈夏红[/b]
政治学者的中国命运
曾经听说过这样一个开给法律人的玩笑：某国的间谍机构曾在中国注意过这样一个现象，大批的法学家突然间坐着飞机飞来飞去，在城市中穿梭，而人民币也出现了同时向法学者流动的迹象。该间谍机构大惑，调查后才发现，原来是中国的婚姻法修改了，大批的法学家忙着在各地宣传婚姻法。
笑话归笑话，不过这笑话却折射出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达以及高层公共政策法治化的调整，的确产生了靠法律发财并且在一夜之间暴富的法学家群体。有市场就有供给，城市男女的滥情导致了打着“夫妻用品”的保健品市场的繁荣，各行各业对法律的需求也使得法学者成为这个国度里最为风光无限的人，编司考教材、上CCTV、办自考班、在报纸杂志上骗稿费……实在不一而足。
两年前，知名政治学者刘军宁先生应母校中国政法大学某学生社团之邀，来昌平校区做讲座，结果临讲座开讲，却意外地出现了阶梯教室断电的现象，最终这次讲座不得不取消。而类似的情形，则出现在1945年11月25日晚上，6000多西南联大师生在图书馆草坪上举办时事晚会，讨论共产党提出的联合政府等问题。国民党军警宪特对此极力阻挠，在朝天鸣枪企图驱散师生失败后，军政当局又突然停电，导致该时事晚会在汽灯映照下坚持开完。
刘军宁先生的遭际，很能折射我们的现状。相比之下，政治学者们显然没有像法学者一样好的好的福气了。尽管我们从五十年代就把政法机关美其名曰“枪杆子”、“刀把子”，但政治学者在1949年之后的中国从来就没有风光过，比如罗隆基王造时者，早在专门正对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中就被消灭，而诸如钱端升者则在痛哭淋涕地祈求政权的认同，却最终仍然被剥夺了学术研究的权利。八十年代之后法学者们获取了大量因为市场化改革带来的收益，而政治学者们，老一辈从民国时期过来的知识分子劫后余生，知而不敢言；而新一代“生于红旗下，长在新中国”的政治学者们，除了1989年前借助学生运动的威力短暂地风光过外，则要么被动或主动地当起了“寓公”，坚持在书斋中闹革命，要么转行，以法学者面世，加入到轰轰烈烈的法学暴利者中去。是故，我们甚至可以断言，中国已经没有真正的政治学者了。
谢泳的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没有真正政治学者。谢泳指出，有这么一些知识分子是1949年之后最容易出事的人：
从旧时代过来的知识分子，有三种情况，一种是专业本身与政治分不开的，如搞社会学、新闻学、政治学的那些学者，像钱端升、费孝通、吴景超、储安平等，这些人最容易出事。二是专业本身与政治无关，但学者本人却有政治热情，像冯友兰、潘光旦、雷海宗和一些自然科学家，这些人遇事多数也难幸免。还有一种人是专业与政治无关，本人对政治也不热情，像陈寅恪、陈垣、汤用彤。按说这种纯粹的学人，又都是公认的大师，由于远离政治，他们本应无不适感，因为他们从事的是学问，与政治的交易并无多少关涉。但现在的情况却不是这样。
职是之故，随着政治学者被秋风扫落叶一样残酷无情地消灭并剥夺了成长的环境，政治学者们早已是“物以稀为贵”。而且，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止步不前，政治学根本没有机会像法学一样变成“显学”，恰恰相反，政治学要么成为对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进行合理化论证的论证学、诠释学或者伪政治学，要么只能成为一种“险学”，在困境中尴尬地生存。只是这种事实并不表明我们不需要政治学者，只是说明政治学在中国生存并生长的市场还未形成。
做为一种折衷，我们对于民国时期的政治学者们总是充满了崇敬，近年来关于这些学人的研究文字亦是不少，经常在网络或者文化类、学术类刊物上出现，研究比较多的比如胡适、王世杰、蒋廷黻、蒋梦麟、钱端升、罗隆基、王造时等等。而相比这些以学术随笔面目出现的文章，中山大学的孙宏云先生在其博士论文《清华政治学系与中国政治学（1926～1937）》的基础上，写成的这部“中国学院政治学史”著作，即《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展开：清华政治学的早期发展（1926－1937）》（简称“孙著”，下同），则成为这个领域中一部颇见学术功夫的巨著了。孙著已被桑克先生主编的“近代住过的知识与制度转型丛书”选入，由三联书店于2005年5月出版。
政治学者：政制运行的瞭望者
按照马克斯·韦伯在《学术与政治》中提出的基本观点，学者是可以向课堂上的听众揭示某种选择的必然性。韦伯尝言：“如果他打算维持自己的教师身份，不想变成煽动家，他只能到此止步。当然，他还可以进一步告诉你，如果你需要如此这般的目标，你也必须接受经验显示会出现的一些如此这般的附带后果。”依照这种逻辑，学术研究的对象与现实生活之间，必须是泾渭分明的。
如果是在建立了民主政体的西方国家，即便是对政治学而言，韦伯老先生的观点依然是可以直接适用的。毕竟，学者不是政客，课堂亦不是广场，学生更不能是可以被操纵的选民，作为学术研究对象的政治与被政客玩弄于股掌的政治之间，必须是泾渭分明的。而究其原因，重要的是健康的民主政体对于公民权利的行使提供了足够的舞台，只要是参与政治游戏的各方都能够按照民主的规则出牌，从理论上说每个玩主的机会都是均等的；而相形之下，课堂毕竟是知识传播的重要场所，如果说课堂一定和现实政治有关系的话，至多只承担了培养公民意识和觉悟的功能，为若干时间后参与政治游戏培养了人才。
但是在中国，恐怕韦伯老先生的观点得大大打一个折扣。从历史上观之，传统的中国读书人早就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悲闵情怀，由相对于广大无智识阶层而言拥有一定智识的读书人参与现实政治运作，乃至推动历史变革，几乎已经形成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这方面的实例我们可以举一大堆，比如公车上书、五四运动乃至1980年之后的学生运动等等。
除了这种和其他知识分子相类似的颇为自负的救世情结外，恐怕政治学者还有一种天职，那就是承担国家政治运行瞭望者的功用。在西方民主国家，瞭望者的重任被普利策先生赋予新闻工作者：“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报。”而在号称建立了民主制度的中国，恐怕长期以来在宣传新闻学的鼓捣下，新闻记者已经被迫或者资源堕落成“红包记者”、“宣传记者”，已经无法担当起为政制运行瞭望的作用。
据说，民国时期的国民参政会中，身兼党政军权的蒋介石却特别惧怕四个知识分子起身质问，这四个人就是钱端升、张奚若、罗隆基和周炳琳，几乎全部都是政治学者。而相比与其他学科的知识分子，政治学者对于国家政制运行，的确可以担当瞭望者的职责：一方面，政治学者的现代政治理念能够为政治游戏各方指点迷津，提供一定的智力支援，使政制运行能够朝向科学化、民主化方向发展；另一方面，政治学者的专业素养，能够看穿政客们的各种“猫腻”、“把戏”，及时地阻止现实政制朝向恶性方面发展。这两个方面一个从积极方面，一个从消极方面，对于现实政治的规范化提供了基本的智识规范。
正是因为如此，我对于孙著第七章，即“‘是亦为政’：清华政治学者的政论”自然地给予了较之其他章节更为多的注意。孙著选择了三个视角，分别围绕“清华政治学者与《独立评论》”、“民主与独裁的讨论及相关学理”、“政制改革的主张及其理论背景”三个方面，洋洋洒洒地展开了对清华政治学者政论的述评，基本上能够做到言之成理，对于我们了解清华政治学者的政论能够起到索引的作用。
一点商榷：谁是清华政治学者？
当然，孙著对清华政治学者政论的述评并非一点可商榷的地方都没有。笔者简要地提出三点，供同仁商榷：
其一，在述评过程中孙著主要参考了《独立评论》、《大公报》上刊发的清华政治学者的政论文章，笔者的疑问在于仅仅以上述两报刊，能否全面地展示清华政治学者的政论全貌？
这方面我仅举一个例子，我们以钱端升为例。钱端升在1934年之后大约一年的时间内，曾接替罗隆基，短暂担任过天津《益世报》的主笔，“在该报待了八个月写了百七十篇社论后被迫离去”。在当时《益世报》之所以邀请钱端升担任主笔，主要就是基于罗隆基由于批评蒋介石而被撵走，希望钱端升能够稍变罗隆基的文调，以求保全日报。然而钱端升在此以一篇《论华北大势——兼送黄委员长南行》惹恼了蒋介石，导致其下令邮局立即停邮《益世报》，钱端升亦以此结束自己的主笔生涯。此时钱端升不光自己写，也曾带当时在清华政治学系读研究生的曾炳钧去《益世报》。如此等等，均可证明钱端升作为清华政治系一员在政论方面的建树，而且当时《益世报》系“北方两大报”之一，孙著中有意无意将此忽略诚属不当。
其二，对于清华政治学者的范围本身应该如何定位？对于上文中笔者指摘孙著未提及的钱端升在《益世报》期间的政论，孙宏云先生可能会有这么一种答案，即钱端升当时已经离开清华大学。我想不管这种回答是否存在，都会导致我们重新去对清华政治者范围的清晰界定。从整部著作来看，孙先生仅仅把清华政治学者定位于在清华政治系教书的学者。如果真按照这种界定，那么孙著就不应该把楼邦彦、曾炳钧、王铁崖等当时在清华政治学系读书的研究生们的政论文章囊括进去。
如果囊括这些清华政治学生的政论的话，我们则还可以追问，那么为什么不把其他清华政治学生的政论囊括进去？比如罗隆基、王造时等人，都早年毕业于清华政治学系，并在民国学界留下了不小的影响，如果对于这些清华政治学生的政论有意无意地忽视，则必然会导致孙著的结论本身可靠性。
当然，这些商榷的确属于吹毛求疵。对于孙著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作者扎实的史学功底、严谨的学术态度等等，读者一眼就可以看出来，老朽自不用在此鼓噪了。
2005年8月9～10日于昌平舒云居，一稿。 [quote][b]恰恰相反，政治学要么成为对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进行合理化论证的论证学、诠释学或者伪政治学，要么只能成为一种“险学”，在困境中尴尬地生存。只是这种事实并不表明我们不需要政治学者，只是说明政治学在中国生存并生长的市场还未形成。
.......[/quote]
从战争中立下不朽功绩的老一辈领导人的仙去，我们现在的党和领导人已经陷入了领导权威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危机中，三个代表的适时提出，引出了一大帮子所谓的政治学者，这些也不过都是做着楼主所说的论证辩护，诠释引正的工作而已，没有丝毫的前瞻性可言。
Max.weber的一个观点就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学的学者或者说一个政治家，是应该有着民族观的人。现在呢？？？
多余的东西不便于啖于口舌，大家自己领悟吧。 政治学要么成为对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进行合理化论证的论证学、诠释学或者伪政治学，要么只能成为一种“险学”
现在学政治学，真感觉是如履薄冰．学术和政治现实挂钩紧密 要想统治中国，唯有愚民政策！ 楼上谬也～ [quote][b]下面是引用飞凌飘渺于2005-08-13 15:17发表的:[/b]
楼上谬也～[/quote]
飘渺兄的言辞还是和当年一样，呵呵，虽然有些直，可在下可真的是喜欢得紧呀。 夏红来了…… 为了论证改革的必要性，我们出现了意识形态的转型，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讨论来使世俗理性成为引导社会的一种政治选择的基础，通过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论为市场经济引入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上的论证，通过三个代表的理论否认了或者说抛弃了平均主义、乌托邦作为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 下一步，何去何从？ 自从我们政权巩固后
就不需要政治了 路上还有人 中国有无政治学者，还是不能断定的！台湾？！ 不要总以西方的标准度量中国的政治 [quote][b]下面是引用清明五柳于2006-01-16 11:07发表的:[/b]
不要总以西方的标准度量中国的政治[/quote]
俺倒是很想拿中国的标准去度量中国的政治呢！只是这实在是有点缘木求鱼，因为现在大家所理解的政治本身，是一个来自西方的概念。 [quote][b]下面是引用清明五柳于2006-01-16 11:07发表的:[/b]
不要总以西方的标准度量中国的政治[/quote]
那为什么不用人的标准呢？ 难道不都是人吗？ 我也学政治的,支持楼主哦,我对法学没有任何成见,但是以我的理解,中国的现行体制下难有真正意义上的法制 [quote][b]下面是引用Lachesis于2006-01-17 11:56发表的:[/b]
我也学政治的,支持楼主哦,我对法学没有任何成见,但是以我的理解,中国的现行体制下难有真正意义上的法制[/quote]
呵呵，感谢您的支持。请问您所认为的“法制”到底有什么样的内涵？ 真正的政治学学者首先应该是一群独立思考的智者，他们不依靠任何党派，宗教，团体或者组织，他们只是凭借着学者学术角度去进行必要的价值判断。这种判断也许会偏激，会非理性，会有民族色彩，但其基础都是独立的思维延伸。 哈哈。。政治学真的很有意思s:16 s:16 s:3 s:3 s:2 s:2 s:1 s:1 如果把中国政法大学比作一只鹰的话，那么法学和政治学应该是她的双翅。政治学不提升地位，政法何以翱翔？ 孙宏云老师这学期开了两门课，一是“民国政治思想史”，一是“电影中的当代史”，很好的两个话题，可惜都讲得超烂，是人都快走光了的那种冷场。个人以为，一是没有口才，只会照本宣科，二是内容陈旧，透着股马列阶级观的味道。上个月在中大校报上还登了篇关于电影发展史的文章，可惜一样毫无新意，甚至可以说有点观点落后（不过人倒是长得清清秀秀的）。所以有点怀疑楼主所说的那篇博士论文是否出自他之手。以前就听说过有些导师怕学生毕不了业，如果学生太不争气了，甚至会代笔捉刀，以免污了自己的令名。不知是真是假？但愿只是传闻而已。或许孙先生只是个适合搞学术研究、不适合做教学工作的人吧。
有空倒是想找来该书和谢泳的著作来对比着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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