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的惆怅
（一）说来惭愧，易中天先生火了这么久，他的《帝国的惆怅》一书也买来放在架上大半年了，却一直没空去翻看它，直到这天从室友手中借来之时才得以看完一遍，古人所谓“书非借不能读也”，大抵还是颇具普世意义的。
说实在的，除了前面谈论晁错和袁盎、宋朝变法几篇有点新意之外，其他的大抵可以算得上是高度的“借鉴”了别人的研究成果：“鸦片的战争与战争的鸦片”就基本上是茅海建先生《天朝的崩溃》一书的缩写，“非典型腐败”也基本上是“借鉴”了吴思先生的《潜规则》一书，甚至连里面所引用的例子都是一模一样的，“好制度，坏制度”一文“参考”了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而“从‘出入两难’到‘进退自如’”便算得上是资中筠先生《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一书的“读书笔记”了，“千年一梦”则是因为读了陈平原先生的《千古文人侠客梦》一书。虽然易先生按照学术规范，注明了参考书籍，也融入了部分自己的见解，但其行文结构与主要思想仍是不脱原书框架，让读过原书的人不禁失望多过欣喜，这也无怪乎有些搞学术研究的人对易先生如此火爆显得有点不以为然了。与其说这是易先生在解读历史，不如说是他在看过别人解读历史的书之后的复述，以及融入自己观点的一篇篇“读书笔记”。
不过，读书如果只记住书中的不足的话，虽然也能通过“批判”引来一时噱头，但对读书人自己却是帮助不大的。比起只记住十本书的不足来，恐怕不如只记住这十本书的优点——虽然它们都可能显得有些片面。何况，易先生的再次解读也颇具自己的特色，尤其是“鸦片的战争与战争的鸦片”一文便充满了文学的趣味性，光是这标题就妙得紧，而结尾也颇有胜过茅先生原作之处：“英国政府提出的战争议案最后只能以271票对262票的微弱多数勉强通过，而且被‘反战派’在议会辩论中称之为‘鸦片战争’。可见这个说法是英国人用来讽刺自己政府的。我们跟着英国的反对派这样说也没什么不可以，但如果当真以为那就是‘鸦片战争’，并由此获得了一种道德上的优越感，那恐怕就反倒有点吃鸦片的味道了。”（易中天，《帝国的惆怅》，文汇出版社，2005年版，144页，下仅注页码）
（二）
易先生的读史方法颇有人性化的味道，因此他得出的结论也往往更带有温情，更合理，让人容易接受，在这点上，他有点像唐德刚。世上本无全是全非之人，而把人分为不同阶级，片面强调他们之间的对立的思路本身便漏洞百出，“不为圣贤，就为禽兽”的理念更是荒唐至极。
易先生在论及晁错之死时，先分析肯定了其削藩政策的“高瞻远瞩”，然而又不完全否定其他持反对意见的人：“但要说当时的朝廷重臣都是糊涂虫，鼠目寸光，尸位素餐，都不如晁错高瞻远瞩，深谋远虑，恐怕也不是事实。”（12页）从而引出为什么提出可取措施的晁错在当时却会“几乎遭到一片反对，甚至‘世人皆曰可杀’”的原因来，进而从意识形态和治国理念，时人关于七国造反的原因认定，晁错平时不得人心三个方面论述了晁错被杀的原因，合情合理，令人信服。
而在谈及晁错和袁盎的矛盾时，易先生也提醒读者二人并非是那种“不为君子，便为小人”的类型：“毫无疑问，对于所谓‘不得人心’也要做分析，看看是不得哪些人的心。问题在于晁错的对立面恰恰不是小人。袁盎就不是。”（14页）进而举了很多例子，证明袁是一个“宅心仁厚”、“享有崇高的威望”、“侠肝义胆”的人，至于其他反对晁错的，易先生更是斩钉截铁地告诉读者：他们也不是小人。
既然晁错“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有才华的人，有思想的人，不甘寂寞的人”（21页），而袁盎也是个“正义耿直”的人，为何二人会如此水火相容呢？易先生很自然地把问题过渡到了政治局面上来，提出了晁错虽然有才，“但不等于是一个适合搞政治的人。”“只适合做‘政论家’，并不适合做‘政治家’。”（21页）然后分析了晁错在政治上的失误之处，以及他自身的人格缺憾，从而得出这么几个结论：“奋不顾身当然很崇高，但奋不顾身的往往也很难为他人着想；而一个连自己都保不住的人，也未必保得住国家。”“忠心耿耿是优点，但往往同时也是缺点，因为忠心耿耿的人往往固执己见。”“实际上，作为一个政治家，还是有所畏惧的好。”（25-26页）如此等等，虽然其观点只是一家之言，却言之在理，令人信服。
同样的读史方法在论述王安石变法（即“变法帮了腐败的忙”一节）时也发挥了它巨大的优点：王安石“天资聪慧，博学多才”，而且“志向非凡”，善于“韬光养晦”（35页），然后在适当的机会抛出了变法的建议和方案来，但却不免失于“动机至上”、“独断专行不计后果”（40-41页）；而反对变法的司马光也是个“不喜奢靡”、“学富五车”、“忧国忧民”、“敢于直言”，“文章道德都足以和王安石相抗衡”的人，“也一直在关注和思考着国家的命运与前途”（39页），
两人“都不是空头理论家，也都不是书呆子。在处理具体政治事务时，都能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办法来。”（39页）但为何都是为国为民的人才，却彼此不能相容呢？易先生认为：“司马光他们原本也是改革派，只不过和王安石相比，他们更看重效果而已。”（41页）就拿青苗法来说，它“应该是新法中最能兼顾国家和民众利益的一种了。”（43页）“然而实际操作下来的结果却极可怕。首先是利息并不低。……手续还很麻烦。……更可怕的是，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还给全国各地都下达了贷款指标，规定各州各县每年必须贷出多少。……结果老百姓增加了负担，地方官增加了收入。而且，他们的寻租又多了一个旗号，可以假改革之名行腐败之实了。”（45页）
通过如此合情合理的分析，自然就会让读者明白一个道理：“成败与道德无关”（47页）。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找到事情成败的真正原因，才能为今后甚至当下的许多争论与疑惑找到出路。其实易先生这些话若是说有多大的创新性，也不尽然，可是我为何要在此不怕啰嗦地一再引用、强调，无非是觉得现在生活中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仍然只知道以政治态度（改革与否）划线，对历史和历史人物进行道德层面上的批评，却不知道将九百多年前的那次改革的成败得失引以为戒”（54页）。
君不见，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当清华大学蒋廷黻先生在《中国近代史》里提出对林则徐不同的评价时，便引来许多道德层面的质疑；而如今当中山大学袁伟时先生提出在批判袁世恺时也不要忘了还人家一点公道时，便引来“汉奸言论”的质疑。甚至这中间无数史学家因“站错了队伍”而遭受批判和非人待遇的就更是不计其数。二十一世纪了，可我们的教材中还是宣扬着保守派和改革派水火不容的对立观；至于太平天国和义和团，就因为他们在对外上面站对了位置，至于他们对内的屠杀、对中国社会经济的严重破坏就可以忽略不计了？类似的争吵还在媒体上延续着，难道我们真的想把下一代教育成只能接受意识形态的东西而不能实事求是的人吗？为什么同样的问题在吵了几十年之后还不能吵出一个相对合理的结果，哪怕只是一个宽容一点的学术环境？
片面强调阶级观和美化一切农民战争，恐怕是为了美化自己的“阶级”与“战争”吧？而贬抑所谓的保守派，恐怕也是为了证明自己“革命”的合理与进步吧？有些人可以这么说，但我觉得，有些人是不能就这么信了的。
（三）
“愤青”，一个曾经让人引以为豪的名字，一个又让人诟病无数的称呼。
曾经我也以被人称作“愤青”而自豪，随后又渐渐地想要与“粪青”划清界限，但随着越来越多缺乏理性的争论的兴起，我也越发怀疑这个词的真正含义了，甚至开始担心这个群体当中是有不少空有激情而饱受蒙蔽的人的。
大字不识的农民也好，学富五车的高知也罢，其实都是蕴含着巨大的破坏力的，如果这种破坏力被煽动起来的话，那将是一种无形的灾难。有人发现了它，并试图去操纵它，利用它的激情与破坏性去扫除异己、谋取私利。德国民众在民族主义情绪的煽动之下，可以从一个理性的国度变成一个疯狂的民族；文革期间，而在张三领导之下打倒李四之后又在王五领导之下打倒张三的运动中，那些摇旗呐喊的人心目中可曾有过一条理性的标准？尽管你不承认中国有民族主义情绪，但你却不得不承认这么一个事实：很多人在颂扬那位在犹太人殉难者纪念碑前下跪的德国总理勃兰特时，只是想把它当成工具用来谴责日本，而没想过它对于我们自身的意义何在。
既然我们可以用这种双重标准来要求别人，又何尝不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对待自己的同胞呢？面对废除经济类罪犯的死刑的呼吁时，他们表现出一片反对之声，因为他们觉得那些贪官“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而忽略了人道主义本身不仅是适用于贪官身上，也适用于平民百姓；在国有资产流失的话题中，常常有人对一些经济学家破口大骂，甚至上升到道德层面；在中日东海油田和钓鱼岛问题上，他们想到的是民族气节和毛氏时代的“强硬”，而忽略了国际政治的游戏规则。这样的现象在司法界、历史学界、文艺界、经济学界等都是很常见的，过多的激情宣泄很容易让人迷失了应有的理性判断，甚至产生相反的效果来。像邱兴华杀人案中那些不明真相的人被误导之后，对想争取给邱做精神鉴定的法学家们破口大骂，其逻辑荒谬程度真是令人觉得匪夷所思，叫他们是“粪青”真是一点也不冤枉。
于是有段时间，我对这样的言论极为反感。可是在读易先生的“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一文时还是稍稍有所改观了的。
易先生在论及明末许多将领、百姓及知识分子抗清，以及后来许多民间人士从事反清复明活动的，并不是因为“受了朱明王朝恩泽”，也不是“为殉文化”，更不是因为明朝的统治比清朝来得开明，而是“乃是一种不问恩怨的精神”，一种“认死理”的精神在支撑着他们（106页）。他们所坚持的东西，诸如“纲常”、“礼义”或许是我们今天所应该评判和抛弃的，“但在它们被认为是‘天理’的时代，对这种‘非理之理’的坚持本身，却是一种应该肯定的精神。”（104页）它跟“服从真理，修正错误”并不矛盾，跟“文过饰非”（明知是错，仍不承认）、“随风倒”（明知正确，却不坚持）不一样，而是“有一个本质特征，就是那‘理’必须是坚持者本人认定的，包括别人灌输而他本人又真诚地接受。至于这些东西是否合理，则另当别论。重要的，是精神。”（105页）
在反思这些争论时，我们会发现这些近乎狂热的“粪青”当中，他们绝大多数人是先抱着自己所认定的想法是对的，是对社会对国家有利的念头而展开他们的“攻势”的。很多时候，是由于他们对专业知识不了解或一知半解，加上媒体的煽风点火而演变成一种另类的“力量”的，如其对东北刘涌案、宝马撞人案处理结果的影响。而他们图的是什么呢？没人给他们钱，没人会表彰他们，他们也不曾受过某个当事人的恩惠，更不像追星族一样对某些人抱有莫名的崇拜。他们只是觉得有些观点跟他理解的社会基本原则（如公平、正义）差别太大，便奋起争辩、批评与抗争，这同样是一种很纯粹、很原始的精神，甚至你只要稍加留意，就会发现他们所认可的方式虽然与你不一样，但大家的目标还是大体一致的。
你们可以批评他们对专业知识不明白，但你却无法否认他们对这个社会、对这个国家的热爱，以及为此表现出来的执著与热情。如果我们没有接受过专业的知识训练，可能在类似的事情上也会产生类似的错觉感，但我们是否也会像他们那样抱有激情去抗争就值得再商榷了。心念及此，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好去苛责人家呢？
一个民族可贵就可贵在有这么一种精神在，当社会不公时、当国家有难时，他们能够不计私利，挺身而出，大有墨家那种勇往直前、死不旋踵的气概，如此，这个国家才有希望。这或许就是孟子所谓的“浩然正气”吧。对待这么一种可能为好，也可能为坏的精神，重在保护，重在引导，表彰义人，开启民智，如此方能实现民族复兴。你不去把易混淆的知识向民众说清楚，不去引导人们如何正确使用言论自由，不去引导他们如何在建设事业中坚持同样的真理，又怎能苛责他们愚昧呢？孔子说“不教而杀谓之虐”，用在这里，大抵还是相通的吧。
不过可惜就可惜在当年的乾隆不想要，今日的统治者也似乎对它很恐惧，老想着用什么“统一口径”、“步调一致”来打压它、消磨它，当局对日低调时却也要高压禁止一切反日的言论，当局对南海诸岛主张“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时也要十三亿人跟他们一样“心平气和”，而只有在当局默许的情况下人们才能跟着上面一起“同仇敌忾”，去打倒“美帝国主义”。可是不让他们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民众，又岂会轻易跟着你去打倒“美帝国主义”？今日可以以所谓的“民族融合”为借口而取消文天祥、岳飞等人的民族英雄称号，可是如果这种思想被输满到十三亿人脑中，恐怕明日在面临新的“大东亚共荣圈”兴起时，便没几个人会去保家卫国了。干嘛要反抗？搞不好融合成一个东亚大民族了，你反成了阻碍民族融合的历史罪人了。有时真为当局的愚蠢捏了把汗：如果不会正确对待这种精神，反而可能惹火上身，让今日的有志之士认准了另一个道理——只有推翻新的清政府，才能救中国。
后记：书倒是很快读完了，可这篇东西却是拉拉杂杂写了很多天才写完的，想来实在惭愧。中间有些想法其实并不新鲜，也无非是借着其中的话题，老调重弹一下罢了。不过郁闷就郁闷在这里，一些看似很简单的道理，却需要很多人去反反复复地宣传，甚至隔了近百年之后，还要重复着当年的工作（何况水平还大不如前），真让人感慨这百年的虚度！读史而哀古人，却不知反求诸己，是使后来人复哀于今，这才是读史人最大的惆怅吧。
草结于丁亥年三月三十
[[i] 本帖最后由 乾文 于 2007-5-16 17:03 编辑 [/i]] 写得很不错～～
来赞一个～～ [size=5]以前听过一句话，觉得很受用：所谓革命，不过是一小撮的野心家和一群不明就里、受到愚弄的大众聚集起来的破坏现有的游戏规则活动。顺便指出lz的笔误：下跪者，勃兰特，而非施罗德。[/size]
回复 #3 军督山伯爵 的帖子
谢谢指正。革命是个中性词，是好是坏，还得看是什么人去做罢了。窃以为孙文的革命动机还是比较可取的。 好长
不会评价... 一篇很经典的读书随笔 晁错很可惜 善为人谋 不善为己谋 最终成为清君侧的炮灰了。晁错和袁盎都不是小人，可是却有着不同的立场，他们的冲突不可避免，这也和晁错比较刚烈的性格有关吧。
我感觉王安石这个人吧，他的变法说到底是成就自己功名的利器。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自从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后，可以说宋代的兵权都是在皇帝手里的，一般的节度使都是有人监军的，叛乱的可能性很小。正是这种“抑武”的举措让他的旁系后代的统治受到了很大的威胁，所以他们不断扩充禁军的数量，但却不追求质量，英宗年间，国库已经亏空了。神宗上台没办法，谁能敛财就重用谁，王安石正是抓住了这个机会，以帮皇帝解决危机的口谕开始了大变革。
楼主提到“就拿青苗法来说，它“应该是新法中最能兼顾国家和民众利益的一种了。” 可是你知道么，百姓当时是很穷的，他们哪里有钱徕向政府借钱，况且利息又是那么的高。而司马光才是真正战在人民立场上考虑的，苏轼等人也屡次表奏皇帝青苗不可为的。再说他的另一项措施：保马法吧，那更是现在都只有少数贵族玩的起的游戏——马术。当时国家居然让老百姓每人家里帮国家养马，结果百姓供应不起导致马匹大量死亡。还有免役法，保甲法等等，其实弊端也是很明显的，并不是说触犯了上层贵族的利益，而是自下而上没有一个能够实施的环境，况且当时神宗10路大军进攻西夏，战事紧急，加上自然灾害严重，蝗虫作乱，农民收成一年不如一年，悲哉！王安石变法虽然这个理想是好的，其实根本没有“托古改制”的嫌疑，而且很多想法是很超前的，所以遭致司马光为首的反对派的反对，其实派系之争真较上劲，就会走向极端，本来还有共同语言的，结果由于司马光被贬，在家生了恶气，上台后全盘否定，王安石变法付之东流。所以在历史这个舞台上起作用的就是偶然的几个人物的举措而已。这种例子数不胜数。
说说“你们可以批评他们对专业知识不明白，但你却无法否认他们对这个社会、对这个国家的热爱，以及为此表现出来的执著与热情。”楼主这句话，我到是也这么想的呢 ，其实善恶只在我们心中，历史并不偏爱谁，成王败寇，历史就是赢家叙写的，所以晁错袁盎谁都不坏，王安石司马光也是如此，他们只要是为国家，那就问心无愧。
愤青可以做，不过要动脑子做，否则被人利用了，就诚了炮灰了。要在尔虞我诈的历史中得幸，是很难做到的。为此，我们还是深深地同情他们吧。
本想发贴写宋代的，看到楼主发出评价，不禁也多说了几句，呵呵！失敬失敬！ 正巧也是刚读完《帝国的惆怅》，这读书随笔写得不错。 我知道你是谁了?哈哈
写得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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